我的爸爸，在我看來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是個再善良不過的老頭兒。然而，不了解他的人，往往會怕他。也難怪，那臥蠶似的兩道濃眉，那目光鋒利的眼睛，那兩大叢絡腮胡子，以及深深的兩道鼻唇溝，是夠嚇人的！跟他在一起，常常會有一種被火炙烤的渾身冒汗的感覺。雖然在十二生肖中他屬“猴”，恐怕還是用五行中的“火”來定位他的屬性更為合適。
但是我知道，在他的內心深處，絕對有一汪清泉，那裏是平靜如鏡的，那裏是清澈見底的。人們常說水火不相容，但我父親卻是兼水火於一身。
每當跟孩子們在一起時，我的父親就變成了一個老小孩。你會驚異地發現，往常那種咄咄逼人的威嚴全退了下去，這個老頭兒變得那麼善良、溫順、天真甚至是淘氣。他會不顧體統，隻穿一條大肥褲衩就跳進水裏，跟一個三歲小男孩沒大沒小地打水仗，又喊又叫，又笑又鬧，開心得比孩子還孩子，而任憑警衛員在岸上急得團團轉。他可以趴在地上跟一個兩歲的孩子打槍玩，爬上爬下地去撿子彈，甚至鑽到桌子底下去，而寧可讓不知所措的秘書拿著文件愣在門口。不論走到哪兒，隻要見到孩子，他必定要頓步去逗上一逗。孩子那天真爛漫的笑臉，常常會牽住他那匆匆的腳步。有一次，在一條渡船上，一對軍人夫婦抱著一個白胖兒子，父親喜歡得不得了，抱在手上舍不得放。那位軍人說：“陶書記，這是我們的第四個孩子了。既然你這麼喜歡，幹脆送給你吧！”如果不是媽媽的阻止，他真會給我抱回一個小弟弟來的。
父親對孩子的愛，絕不僅僅表現在這些外在的表象上，更重要的，他對孩子們有一種親子之愛，就像老園丁疼愛那些幼嫩的樹苗一樣，尤其對於那些身世不幸的青少年，更是懷有一顆無比真摯的同情心。
1957年，家裏請了一位阿姨，我們都管她叫鄭嫂。鄭嫂是個寡婦，由於生活貧困，不得已帶著小女兒背井離鄉，到廣州來打工，以供養唯一的兒子上學。那位小女兒當時隻有11歲，又瘦又小像隻小雞仔，在廣州河南區一家人家當阿姨，幹的是全活，以弱小的身軀，承受著帶孩子、做飯洗碗、打掃衛生、外出采買等繁重的勞動。父親得知後，非常同情，立即讓鄭嫂將女兒接回家來，溫和地對她們說：“國家現在正在搞建設，需要很多的人才，少一個文盲就是對國家的一份貢獻。秀彩年紀還小，應該讓她上學，再說，這麼大點個娃娃，身體還沒有發育好，那裏能幹這樣重的勞動！從今天起，鄭嫂你把秀彩的工作辭掉，然後就住在我這兒，我供她上學、供她吃穿和一切費用！”就這樣，我們家的飯桌上又多了一名新成員。秀彩天天背著書包高高興興地去上學，晚上則歡歡喜喜地回到家中。她學習得很勤奮，雖然11歲才上小學一年級，但她毫不在意，隻是一心一意地讀書。轉眼六年過去了，秀彩17歲了，已經長成一個健壯的大姑娘。由於年齡太大，無法升入中學，隻得上了護校。如今，她已是廣州一所醫院的護士長，飛行員的妻子，兩個孩子的媽媽。鄭嫂與他們同住，生活過得十分幸福美滿。
1960年，正是三年困難時期，父親回到湖南，看望故鄉的人民。在家鄉祁陽縣潘家埠石洞源村有一個被人遺忘了的小孤兒，那是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可憐的孩子靠著給公社放牛，賺得一點點口糧來維持生計。那年頭，幾乎家家鍋裏沒米，個個餓得皮包骨頭，誰還顧得上這個沒爹沒媽的孩子？他長年吃不到糧食，隻靠在房前屋後種點蔬菜，以菜充饑。他頓頓吃菜，天天吃菜，吃得皮膚都變成了綠色。由於極度營養不良，他患了浮腫病，肚子裏長水，脹得像口小鍋，四肢卻像麥秸稈，躺在那間破草棚裏奄奄待斃，沒有一個人會跨進門檻來看他一眼。偶然有一天，他聽說父親來到祁陽縣了，於是就掙紮著，踉踉蹌蹌地，幾乎是半走半爬地來到縣城，倚在路邊的電線杆上，等著，眼巴巴地等著。過路的人都向他投去懷疑的一瞥，沒有人相信他這種執著的等待會有結果。就在眼看要絕望的時候，突然看見父親等一行人從街那頭走過來，當然他不會認得父親，但出於一種本能，他一下子就從眾人中認出了陶鑄，便不顧一切地攔了上去，撲通跪倒在街心當中，雙手緊緊抱住父親的雙腿、淚流滿麵地哀呼：“救救我，救救我呀！我要餓死了！”那淒慘的哭喊，使在場的所有人為之鼻酸，父親的眼睛也濕潤了，家鄉人民的悲慘情景，使他沉痛和負疚。他將孩子扶了起來，端詳了好一會兒，然後轉身對警衛員說：“你立即把孩子送回廣州！”警衛秘書張福興同誌日夜兼程將這個男孩送回廣州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