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鑄去北京開會。回來後，我發現他神情有些異樣，總好像在思索著什麼問題，心情顯得相當沉重。第二天午飯時，兩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飯，我等待著他將要說些什麼。
果然，沉思了一會兒後，他終於開口了：“曾誌，中央要調我去北京工作。”
我感到很意外，忙問：“讓你做什麼？”
“中宣部長。”他回答。
我斷然否決：“你不合適，宣傳部長要由理論、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誌來擔任，你勝任不了。”
陶鑄點點頭，很認真地說：“是呀，紫陽同誌也認為這個工作與我不太適合。”
“那你就向中央辭掉。”
“不行，還要我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辦主任，辭是辭不掉的。為這事，我已經考慮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不過中央既然已做決定，那就去吧！”
事已至此，我還能說什麼呢。“那你什麼時候走？”
“把工作安頓交待一下，6月初就去，不過先要去湖南為韶山渠通水剪彩。”此後，我們再也沒說什麼，他整天忙忙碌碌，我患甲狀腺機能亢進症，精神不好，也無心過問。再說，我們素來談話簡短，隻說一些在生活上必須談的話，誰都難得向對方談及個人工作上的事情，尤其是他。6月1日，陶鑄就一個人匆匆忙忙飛往北京去了。
我沒跟去，這是我們的老習慣，無論他去哪裏，我都不願相隨，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嘛！我們的女兒陶斯亮，此時正在上海軍醫大學等待畢業分配，在廣州，就冷冷清清的剩下我一個人。到7月初的一天，我由於身體過於虛弱，突然休克，脈搏每分鍾高達二三百次，連續20多天都發燒到攝氏38度。剛退燒，陶鑄來電話，要我去北京養病。我想反正病後需要恢複，不如去他那裏，雖然指望不上他的照顧，但兩人相互間也總有個依靠。於是我向省委請假，省委批準我去北京休養三個月。9月10日那天，我撇下廣州的空家，飛往北京。
下了飛機，出乎我的意料，陶鑄居然親自來機場迎接，這是我們結合30多年來破天荒第一次。這樁小小的插曲，仿佛揭開了我和陶鑄從此患難與共的序幕。
以往北京的9月份，正是最明媚最舒適的季節，而此刻，一切美景全讓紅衛兵運動給取代了。他們成群結隊地擁在大街上，搞“四大”，破“四舊”，揪“走資派”，鬥“反動學術權威”；不僅觸及人的皮肉，還要滌蕩人的靈魂。我看著車外這種動亂景象，一股不安襲上心頭：這場運動，究竟要搞成個什麼樣子？這是1966年縈繞在許多中國人心中的問號。
陶鑄一直在注意地觀看著車窗外的情景，很少吭聲，一直到馳抵目的地時，他才告訴我他已搬出釣魚台（即中央文革所在地），住進中南海楊尚昆同誌的房子。尚昆同誌調廣東工作，家已搬走。對他的這次搬動，我當時並未在意，事後才明白，它的含意絕非尋常。
陶鑄情緒很好，他說：“我現在在西樓食堂吃飯，一天兩元錢標準，太貴了，你來了很好，我們可以自己開夥。”他這個人，隻要有辣椒吃就高興。
車開進中南海，拐進一條兩邊是高聳紅牆的狹巷子裏，在一座中式的大門旁停下。我邁進了新家。我頗有興致地參觀了一下房子。這所住宅，不算寬敞，但挺精巧。主房隻有三間，中間大的一間被隔成兩半，一半做客廳兼餐廳，另一半是書房，兩側各一間臥室。室內陳設簡單，但很實用。因為我們沒有把廣州的家搬來，隻隨身帶了幾件行李，因此這個家缺少生活氣息，倒像是賓館。
房門前是一個小小的院子，栽著兩棵海棠和幾株桃花。再往前走幾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長廊，因為迂曲回旋成“卍”字，因此得名為“卍”字廊。荷花池很大，長滿了荷花和睡蓮。那些紅紅白白的花兒開得婀娜多姿，十分可愛；茂密的荷葉，伸展著圓圓的葉片，遮得滿池綠油油、碧森森的；挺拔的荷杆頂著一個個肥碩的蓮蓬，在風中輕輕搖擺；周圍的空氣中，彌散著淡淡的清香……眼前的秋景美不勝收。我倆並肩觀賞著，忘卻了牆外那場席卷整個中國的大騷亂，獲得了暫時的寧靜及平和。陶鑄說他正是為了這池荷花，才在偌大個中南海內，獨獨選中了這處僻靜住宅的。
陶鑄的辦公室設在西樓。那裏人來人往，電話鈴響此起彼落，四名工作人員忙得不可開交。陶鑄分工負責宣傳文教和組織口，如：中宣部、組織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體委、新華社、人民日報、出版局、廣播事業局、哲學社會科學部等部門。當時正是紅衛兵鬧得最凶的時候，所有的機關都分裂成兩派，大學生又插足進來“煽風點火”，因此，幾乎各部黨委都處於全癱和半癱狀態。陶鑄既要同各部委領導同誌商量對策，又要與兩派群眾對話，還要接見分管係統內的大專院校紅衛兵，向他們解釋黨對“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還要當場解答紅衛兵的質問。各省市自治區雖不屬他分管範圍，但那裏的負責同誌大多與他較熟，有些還是老朋友，他們繞過中央文革，也紛紛來電話反映當地炮轟、火燒“走資派”，揪鬥幹部群眾，搶砸檔案材料，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況。此外，還要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學生、教師；要參加中央和中央文革召開的各種各樣的會議；每隔幾天，還要與總理一道向主席彙報（後來才知道，主席是分開聽他們和江青、陳伯達的彙報的）。總之，“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的形勢特點就是“天下大亂”，弄得陶鑄縱然施展渾身解數也應接不暇。吃飯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節奏完全打亂了，鍾表也變得毫無意義。他的精神狀態，此時正處於高度的亢奮之中，好似一張拉到最大限度的滿弓。
）二
大約1966年國慶節後，我發現陶鑄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每當他坐下歇息的時候，總是用手指無意識地在沙發上劃來劃去，或者背著手，低著頭在室內很不安地踱來踱去，眼神陰鬱，麵色鐵青。這種心事重重的神態，引起了我的關注，但是問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總是簡短地回答：“沒什麼！”他什麼也不肯說。說實在的，我對他這點很有意見，哪怕把我當作一名普通的同誌，也應該能交流思想的。我估計他遇到了與個人命運相關的棘手問題，於是開始留心觀察周圍的事物，發現確實有些異樣。例如：陳伯達的老婆也安插到陶鑄分管的某個部門中去，這分明是對陶鑄職權的幹涉，而絕非一般簡單的人事安排，但當時，我也僅僅是感覺而已。
有一天，陶鑄給中辦的一位負責同誌打電話，說周揚同誌過兩天要從天津回來，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辦公廳能找個地方。對方用質問的口氣問道：“怎麼，你想把周揚保護起來？”
陶鑄解釋：“周揚同誌患癌症在天津開刀才不久，這次回來接受群眾批判，但身體還應該照顧，請你設法給他找一個比較安靜的住處。王明住過的房子，現在不是空著嗎？”
“好吧，跟他們商量一下吧！”電話裏，傳來那位同誌冷冰冰的回答。
我心裏暗自納悶，前些日子他每次見到我們都很熱情親切，為什麼今天口氣突然變得這樣生硬呢？
我還觀察到，近來，每當中央文革通知陶鑄去開會時，他總是麵有難色，即使去也極不情願，這是為什麼呢？我還奇怪，為什麼他突然脫下軍裝，改穿便服了呢？
有一天，在人民大會堂觀看少年京劇演員彙報演出，陶鑄同意讓劇團另一派來觀看，江青故意衝著陳伯達發牢騷：“放他們進來，兩派打起來誰負責？”江青有意見為什麼不直接向陶鑄提呢？看演出時，我同蔡大姐坐在一起，江青走過來，熱情地向大姐打招呼，但對我卻理也不理，仿佛沒看見似的。其實江青與我是熟悉的。以往她幾乎每年去廣州過冬，我當然要盡地主之誼，因此江青對我一直還算客氣。但是，為什麼突然間就變得如同陌生人了呢？
11月份，主席下達指示：要譚震林和陶鑄去中南及華東地區視察。陶鑄的工作那樣多，那樣忙，為什麼也命令他離開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
以上種種跡象，都是些不祥之兆啊！
而最為明顯的信號，是11月28日文藝界大會上，江青的一段講話：“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連陳伯達、康生都成了親密戰友，卻唯獨沒有提陶鑄。文藝界是陶鑄分管的，在文藝界的大會上，把陶鑄排斥於毛主席親密戰友之外，這實際上是向紅衛兵、造反派們宣布：“陶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人們可以任意懷疑並進而打倒他。”果然，心領神會者立即響應。
浙江某中學高中學生陸××，專寫批判陶鑄兩本書的大字報。他來京後，挑選繁華的前門大街，張貼了一張兩萬多字的大字報，整整用掉了60張大字報紙。有人抄下，我借來看過，完全是胡說八道，荒唐之極。例如陶鑄在《革命的堅定性》一文中寫道：“我們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堅定，當狂風暴雨之夜，風想把它們徹底掀翻，雨想把它們打進沙灘，浪濤想把它們卷入大海，但是它們屹然不動。當風雨過後，當浪濤退後，它們仍舊矗立在大海邊，指向青天，麵對大海。”而陸的大字報卻胡謅什麼：“麵對大海，就是麵向台灣；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蔣介石。”真讓人啼笑
皆非。
耳聞目睹這種種異常的現象，我的心真是沉重極了，我估計陶鑄被打倒之日即將來臨。我做了思想準備，並且讓女兒也退出她那一派的勤務站，對她說：“你爸爸在中央工作，弄不好會跌得粉身碎骨，你要有思想準備才好。”她太單純，怎麼也領會不了“粉身碎骨”這幾個字的含意，還責怪我言過其實，以為我是故意嚇唬她。
）三
轉眼到了12月底，1966年隻剩下最後幾天了。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約二十六七日，陶鑄很晚才回來，麵色陰沉，剛在飯桌旁落座，就十分嚴肅地說：“曾誌，告訴你一件事，今天中央開會，江青他們批評我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很嚴重。”這一天終於還是來了！我反倒顯得很平靜，“江青他們為什麼突然批判你呢？”陶鑄憤憤地答道：“說來話長，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不過這次的事情，要從王任重同誌說起。”任重同誌原是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有水平，有能力，文化修養也高，人又瀟灑，很得主席賞識，因此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時，他被調來擔任副組長，另一副組長是江青，陳伯達任組長，康生、陶鑄任顧問。哪知任重同誌來中央後，也和陶鑄一樣，與文革小組其他幾個人合不來。江青他們指責任重同誌架子大，個人搞一攤子，幹什麼事都不與文革小組其他人商量，看樣子很難再合作下去。任重同誌原來就患有肝炎、肝硬化，來北京工作後，由於勞累，心情也不舒暢，身體情況越來越糟糕，天天發低燒，臉色灰暗，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0月份，就不得不去廣州養病了。正在這個時候，武漢的造反派，從任重同誌兒子那裏，發現了任重寫的一首詩，詩中稱毛主席為戰友、兄長（大意），這下造反派可就鬧起來了，大罵任重膽大包天，竟敢跟偉大領袖稱兄道弟！一時間搞得武漢三鎮烏煙瘴氣。中央文革不失時機地介入和控製了群眾運動，把群眾握於自己的股掌之中。風助火勢，火借風威，造反派和中央文革上下勾結，形成了對任重同誌的合圍陣勢，任重的處境岌岌可危！陶鑄見狀，很是著急，為了解脫任重的困境，陶鑄給主席寫了個報告，建議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副組長職務，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最首要的是應該讓他治病。主席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誌是文革小組副組長，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會議是由周總理主持的，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中央文革將全體人馬都拉來了，甚至連一般工作人員，也在這樣一次黨的最高級別會議上占得一席之地，會場的氣氛是可想而知的。文革小組向任重同誌提了一會兒意見後，突然矛頭一轉，對準陶鑄猛烈開火。先由王力、關鋒、戚本禹打頭陣，然後張春橋、姚文元橫掃，最後主將出馬--江青、陳伯達和康生重點批判。這樣周密的安排，肯定是事先預謀好的。中央文革不管小的還是大的，個個板起麵孔，惡聲惡語凶得不得了。批評的內容主要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保“走資派”，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繼續推行劉鄧反革命路線，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麼，政治局的同誌提了什麼意見沒有呢？”我問道。“政治局的同誌隻是在聽，沒有什麼人發言。先念同誌講了兩句，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見，沒有提路線錯誤。”最後富春說了幾句，“我看讓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此時有人說了句：“你寫給主席的那份報告，分明是保任重同誌的，你保得了他嗎？”陶鑄一下子衝動起來：“人家在那裏怎麼還能工作下去呢？身體又那樣的不好，我可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人，能幫總要幫人家一把麼，這是做人最起碼的一條。”這才是陶鑄的本色，他是這樣的人，我太了解他了。我見他心情惡劣，便安慰道：“事已至此，就隻好正確對待吧。”我估計自己也不會例外，隨時都可能被揪鬥，被拉走。我望著陶鑄，很平靜很誠懇地說：“我和你的個性都太強，兩人生活在一起，總要為一些事情而爭論不休，有時甚至吵得很凶，但是從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爭論了。”然後，我去到蔡大姐那裏，把事情簡單講了一下，回來後就閉門謝客，聽候處置。
隻隔了一天，陶鑄回來，一進門就興高采烈地大聲嚷道：“曾誌，我的問題沒有那樣嚴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著，他講了事情的經過：那天上午，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陶鑄一走進會議室，主席就衝他說：“陶鑄，你為什麼不說你是犯了很不理解這一條錯誤呢？”接下去，主席又說：陶鑄來中央後，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許多工作。主席還批評江青太任性，說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便在會議上批判，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後，主席把陶鑄留下，單獨談了一個來小時，態度十分親切。主席說：“江青這個人很狹窄，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還批評陶鑄：“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談到下去視察的問題時，主席多少有些不滿，問：“你為什麼還不下去呢？”陶鑄解釋道：“近來事情太多，總理一個人忙不過來。再說這次下去時間較長，需要把工作安頓一下，打算過幾天就下去。”主席說：“趕快下去才好，這次譚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然後，主席親自擬定了一個名單，大約有20多個。主席指示陶鑄：“這些同誌燒是要燒的，但是千萬注意不要燒焦了，你下去要把他們保下來。”主席還意味深長地告誡陶鑄：“你這次下去，要多聽少說，多走、多看，遇事要謹慎，兩個月時間不夠，三個月也可以。”最後，主席話題一轉：“你的那兩本書，曾誌寄給我，我都看過了。《鬆樹的風格》好是好，但是也沒有多大意思，還是糧食主要。在中南戲劇會演上的講話，你說現階段應當把人民內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來，這可是個原則性問題。”主席的意思是，現階段，還是要以階級鬥爭為綱。
就這樣，陶鑄以為既然主席已經親自出麵保了他，江青他們也就奈何不得了。他太天真，事情僅僅是開始呢，對於他的政治生命來說，這一天不過是回光返照。
真是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而陶鑄簡直連一天都過不去，就又落入江青他們搞的新陷阱中。
就在主席保了陶鑄的第二天（即12月30日），已經是晚上10點，為某種特殊目的而專程來京的“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突然狂放起來，強迫陶鑄立即接見。原本說好是第二天接見的，但是他們下通令，如果當晚不接見，就要全體絕食，不得已，陶鑄隻好去接見。一進會場，陶鑄就發現氣氛不對頭，對方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挑戰姿態。見狀，陶鑄當即提出三點建議：一是不要搞錄音，會後雙方合作搞一份談話紀要；二是讓中南局書記李一清同誌參加（是被他們從廣州揪來北京的）；三是派代表提問，集中回答問題。但是造反派偏偏對著幹，一是非錄音不可；二是堅決不讓李一清參加；三是任意提問。他們的一位頭頭蠻橫無理地叫嚷：“今天是我們叫你回答問題，而不是你接見我們，所以對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你必須老實回答！”陶鑄本來就是個燃油般的人，一點就著，此刻他強壓怒火，嚴正地說：“同學們今天對我采取這樣的方式是不恰當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堅持認為今天是接見會。”分明受到挑唆的學生，此時是有恃無恐，他們硬是脅迫陶鑄接受質問，陶鑄哪裏肯依，衝突越來越尖銳，雙方僵持不下，最後造反派居然“勒令”陶鑄回答問題。陶鑄終於被激怒了，盛怒之下他宣布：“你們這樣強迫我，我們還有什麼商量的餘地？我以我個人的身份，向你們這種做法提出抗議！”他哪裏知道，激他發火動怒，乃是一個極其陰險的陰謀，他落入了圈套。造反派見激將成功，氣焰更為囂張，他們故意擴大事態，說陶鑄壓製群眾，並強行把雙方爭論的錄音帶走，甚至企圖把陶鑄也揪走。警衛人員怕發生意外，於是進入會場執行任務。他們身上帶著槍，造反派又借此製造事端，說陶鑄動用武力鎮壓群眾，整個會場一片鼓噪，猶如鴉雀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