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張感
糾纏於許紀霖身上的矛盾感和緊張感，並沒有伴隨著他的學術水準日漸提高而消退。這種緊張感同許紀霖身處的一代知識分子群體有關係。
對於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存在著不同的分代方法。常見的四代劃分法是五四的一代、一二·九的一代、新中國成立前後的一代和四五的一代。研究知識分子的許紀霖自身也有一個劃代法，將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以1949年為分界點分為六代: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後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新中國成立至“文革”前17年)、“文革”一代、後“文革”一代。許紀霖身在其中的一代知識分子，無論是被稱為第四代，還是後“文革”一代，都成熟於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熱潮時期。
“這一代知識分子先天不足。”許紀霖說。他們求學時碰到了劇烈的社會運動，即使學業沒有中斷或後來被延續上，他們接受的教育也是意識形態濃厚、相對單一的。環境能提供給他們的資源相對較少，這一代人讀的文學作品和哲學書目都很相近，因為缺乏多元的觀念和學識供他們接觸。盡管如此，許紀霖仍然認為這一代知識分子是和“五四一代”最為接近的一代。“五四一代”知識分子被許紀霖認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們中的大多數擁有良好的傳統文化修養，同時有過在西方留學和生活的經曆，西學根底也很深厚。但是許紀霖所稱的相似並不是從知識結構層麵來比較--在這方麵，先天不足的一代和得天獨厚的一代自然無法相提並論。許紀霖所稱的相似，是指這一代知識分子在問題意識和激情方麵同“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相似。
但是這種相似也意味著這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體現出相似的矛盾，比如激情和理性的矛盾，比如知識分子和學者的矛盾。這種矛盾有時體現在不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爭論上--這在五四時期最為明顯，有時卻在一個知識分子身上造成緊張。許紀霖就屬於後者。
首先是激情和理性的矛盾。有一次許紀霖在一所大學演講，完畢之後，台下一位同學站起來提問:“既然您研究過那麼多的知識分子個案，請問您最喜歡的知識分子是誰?”許紀霖沉吟一會兒回答說:“胡適和魯迅。”胡適與魯迅本就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中兩種類型的代表。胡適理性而魯迅激情，胡適強調建設性，魯迅則戰鬥性極強。但這兩者都無法為許紀霖所割舍。“就像心和腦的矛盾。”他說。
其次是知識分子和學者的矛盾。知識分子具有公共性，像中國傳統的“士”，以天下普羅大眾為自己的關懷目標。而學者則強調要有學術上的建樹性。許紀霖坦率承認自己有“士大夫”情結。許紀霖說:“對學者的要求和對知識分子的要求並不一致。”“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有時候會對社會生活有一種介入。但是介入要有合理性。完全介入就變成了一個行動人。但是我歸根結底還是一個觀念人。我不是一個行動人，我還是喜歡做一個觀念人。但是我也不喜歡完全做一個學院派。如果你對日常生活的很多東西不感興趣，不去觀察的話，你怎麼還能對曆史感興趣?曆史要靠你今天的感受去拯救它，把它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