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多是圓形建築和塔形建築。在佛教文化中，圓形為天，塔形為佛，寓意當為天子之陵、佛王之塚。這充分反映了西夏王朝即尊儒教、又行佛法的文化特征。同時，西夏王陵中出土了大量帶有佛教文化色彩的文物，如佛像、佛教器物等。都寓示著西夏王陵佛教文化色彩異常深厚，這種現象是和當時西夏境內佛教文化盛行分不開的。
在西夏文化中，認為王與佛祖、聖賢的品行是一樣的，西夏國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諸佛在人間的化身，蒙古人幹脆就把西夏皇帝稱為“不兒罕”，意思就是佛王。西夏時期，佛教的氣象和聲勢空前繁榮，不僅建造了大量的寺廟和佛塔，還開展了規模宏大的佛經傳譯，皇室貴族競相舉辦奢華的法事活動，在西夏官製中，還形成了完善的佛教管理製度。
西夏早期的宗教，是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的薩滿文化形態。這種原始宗教，與黨項早期的社會發展水平和原始社會形態相適應。在他們的原始觀念中，一切以冥冥之中的上天為主宰，遇到花殘月缺等自然現象便占卜吉凶休咎，遇到棘手的事便乞求祖先神靈保佑。天長日久，這種崇天尊祖的觀念日漸深化，發展到對日月、星辰、河流、高山等具體自然現象的崇拜，於是就有了原始宗教的多神信仰。原始宗教中往往帶有魔法性的巫術，黨項人也不例外。黨項人遷徙後，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宗教信仰也有了變化，尤其是西夏建國後，從無到有，形成製度化。黨項族移居西北後，散居於古代絲綢之路的河套地區和河西走廊，而這裏正是中原和西域交往的通道，自涼、魏經隋唐，佛教在這一地區已經流行了六七百年，其影響已深入人心。漢族、契丹族、吐蕃和回鶻分別居住在黨項族的南北東西四方，都早已信奉佛教，處在這些民族包圍之中的黨項族，當然要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西夏建國後，黨項族與漢族、吐蕃、回鶻、契丹等信仰佛教的民族交錯雜居，生活在同一國土中，崇佛的宗教信仰越加強烈。
西夏最早的佛事活動記載為宋景德四年（1007年），當時李德明的母親罔氏下葬時，德明請求到五台山修建十座寺廟，並派人護送供品前去祭供。天聖八年（1030年），德明再次派使臣出使宋朝，向宋獻馬70匹，請求賜予佛經一藏。這說明早在建國之前的李德明時期，西夏已經有了修寺、乞經等形式的佛教傳播活動。西夏首位皇帝元昊通曉佛學，在西夏曆代帝王中，他是推行佛教最為關鍵的人物。宋景祐元年，元昊向宋獻馬50匹，求賜佛經一藏。這是繼德明之後，西夏自宋得到的第二部《大藏經》，可見西夏國內對佛經需求的迫切。第二年，天竺僧人善稱等一行九人，行經數月至宋京城汴梁貢獻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歸途路過西夏，被元昊扣押，索要貝葉經。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年），元昊遣使到五台山供佛寶，以此打探宋朝河東軍事防禦的虛實。天授禮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特意修建了規模宏大的高台寺，以便於回鶻高僧翻譯佛經和儲藏宋朝賜予的《大藏經》，他還用行政命令來強製百姓和文武百官信仰佛教，規定每一季度中第一個月的初一為“聖節”，屆時，所有的官員和百姓都要焚香禮佛。
西夏第二位皇帝毅宗諒祚在位時，母後沒藏氏專權，沒藏氏十分好佛，曾一度出家為尼，號“沒藏大師”。她上承元昊的餘緒，大力推進西夏佛教的發展。在她執政的第三年，自天祐垂聖元年（1050年）至福聖承道三年（1055年），曆時六年，動用兵民數萬勞力，於首都興慶府西麵修建了著名的承天寺和承天寺塔，即現在的銀川西塔，用來供藏宋朝所賜的《大藏經》，並請回鶻高僧給皇室貴族、文武百官們講解佛經義理。沒藏氏及其子諒祚經常出席聆聽佛義。保存至今的承天寺塔，雖為清代重修，但基本上保留著原來的形製，塔高64米多，奇秀挺拔，巍峨壯麗。宋嘉祐初年，宋又允西夏所請，先後兩次頒賜《大藏經》。諒祚一朝的21年中自宋朝得到三部《大藏經》，加上前朝所得兩部，先後得到《大藏經》五部。頻繁的索求佛經，說明了西夏國內對佛經的需求量很大，也說明了佛教在西夏的傳播已廣泛深入。同時，西夏也向遼朝進貢西鶻僧、金佛、《梵覺經》，回鶻僧人不僅用來為西夏演經，還用來作為友好往來的“禮品”送給鄰國。
第三代皇帝惠宗秉常和第四代皇帝崇宗乾順在位時，都是母後專權，專權的梁太後都是大力推崇佛教的統治者。惠宗秉常天賜禮盛國慶四年（1073年），又遣使至宋以馬贖《大藏經》，宋朝賜經還馬。這是西夏自宋得到的第六部《大藏經》。現藏北京圖書館的《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卷首本刻畫《譯經圖》，從西夏文題款可知圖中主持譯經者為“都譯勾管作者安全國師白智光”，旁列16人為“助譯者”，其中八僧人旁分別有黨項人名或漢人名題款。圖下部人身較大者，左為“母梁氏皇太後”，右為“子明盛皇帝”，知是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後，這幅《譯經圖》使人們對惠宗秉常時期的佛事活動有了形象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