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的社保負擔平均在10%上下波動，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社保負擔平均在4%左右，近5年來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雖然我國的社保負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社保負擔水平較相近，但與發達國家有著6%左右的差距。隨著政府高度重視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務，未來我國社保負擔水平應會繼續呈現上升趨勢，以求實現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如何處理未來社會保障支出增加這一問題是宏觀稅收政策必須要考慮的。
四、宏觀稅負的合理水平
1.理論依據
對於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認識不能隻局限在對絕對數字的比較，在確定合理的宏觀稅負水平時，除了考慮我國在一定時期政府職能和公共政策需求上的獨特性和必要性外，還需配合目前和未來的宏觀經濟形勢，考慮經濟增長率，並將政府收入格局的實際情況納入考慮。
在市場經濟體製下，雖然市場在經濟活動中處於主要地位，但是也存在著市場不能提供或者市場不好提供的產品，如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基於此，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以滿足社會公共需求。政府的這些活動需要資金支持，需要收入保障。於是，政府通過稅收、收費的方式取得收入。很明顯，政府支出和收入之間的聯係紐帶，應當且隻能是社會公共需要，沒有其他的；政府支出和收入之間的數量界限，應當且隻能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沒有其他的標準。政府支出和收入存在這樣的聯係：
說明，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首先根據社會公共需要界定政府的職能。政府和市場的界限劃定清楚了，作為政府活動成本的公共支出規模就可相應確定。公共支出的規模明確了，滿足支出需要的收入的規模也就隨之界定了。也就是說，要先問“政府究竟需要多少支出”，再界定“政府究竟可以取得多少收入”，即以收定支的原則。按照這樣的思路安排的政府收入和支出，既可同市場經濟環境和公共財政體製相適應，又可將收入和支出控製在“適度”的水平上。
政府取得收入的渠道很多，可以通過征稅、發行貨幣、借債和收費等方式。但是無節製地發行貨幣會引發通貨膨脹，有可能導致國家經濟崩潰；借取的國債需要償還，即期的債務意味著未來的高稅負。所以長期內，稅收是政府獲得收入的最穩定、最可靠的來源。既然政府收入的規模要根據公共支出的規模來界定，作為政府收入最穩定、最可靠來源——稅收收入當然也要遵循這個思路。所以長期內，公共支出的規模決定了宏觀稅負的水平。
政府支出對稅收的影響不是單方麵的，稅收也會影響政府規模。征稅是有成本的，稅收在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嵌入一個楔子，引發無謂損失（dead weight loss），扭曲消費行為，造成效率損失。如果征稅的技術提高，多征收1貨幣單位的稅收的邊際成本小於多提供1單位公共產品的邊際收益，那麼政府可以擴大支出規模。在建立征稅平台之初，政府需要大量投資於立法機構，以建立複核、平衡機製，確保執行受到約束。一旦征收平台建立後，多征收1貨幣單位的稅收的邊際成本很低。稅收的邊際成本下降，導致公共產品的相對價格降低。此外，政府規模擴大也能使征稅的效率提高，效率的提高也可能影響不同種類公共產品的相對價格，從而影響政府支出的規模和結構。
2.政府收入的格局
目前我國政府收入的來源，主要包含四種形式：稅收收入、預算內非稅收入、預算外收入和製度外收入。從圖8中可看出，政府實際可支配的財力來源主要來自稅收收入，從1997年開始占了政府收入的七成以上，並有逐年遞增的趨勢；而費用收入則逐年遞減，至2007年底隻占了總財政收入的21.53%。
預算外收入的收費是不列入預算管理的，但是屬於國家製度規定應該收取的各種收費、基金等，其主要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鄉鎮自籌統籌資金、主管部門收入和其他收入。從柱狀圖來看，預算外費用收入幾乎是預算內非稅收入的2倍。此類收入在計劃經濟體製時期是較低的，1978年隻為347.11億元，相當於同年度財政預算收入的30.93%，占政府收入的23.46%。以後則逐年大幅度上升。1992年的預算外收入為3854.92億元，相當於同年財政收入的1.1倍。此後，由於分稅製改革、計算口徑變動等，製度外收入逐漸減低。1996年達到3893.34億元，相當於同期財政收入的52.56%。到2009年，製度外收入為6820.32億元，相當於同期財政收入的13.29%，占政府收入的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