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之一：康生在莫斯科
這是一本俄國人寫的評介康生的書。作者維克托·烏索夫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俄羅斯著名的漢學家，著作等身。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上世紀二十年代蘇聯情報機構在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鄧小平及其時代》和《中國的貝利亞——康生》。讀過《中國的貝利亞——康生》（二〇〇四年奧爾瑪出版社出版）後，覺得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來自中國，有一種“出口轉內銷”的感覺。盡管“出口轉內銷”，但有些材料我還覺得新鮮，年輕的讀者知道的恐怕也不多。近年解密的共產國際檔案材料，我則聞所未聞。烏索夫通曉中文和英文，廣泛搜集材料，僅注釋就有五百三十九條，看來下過一番功夫。
烏索夫把康生比作貝利亞，因為俄國人不知道康生，但知道貝利亞，把他們放在一起，容易吸引俄國讀者的注意。但把兩個人相提並論並不恰當。我們所熟悉的貝利亞是在同赫魯曉夫爭奪權力失敗後的貝利亞，赫魯曉夫願意給他安什麼罪名就安什麼罪名，破壞分子呀，外國間諜呀，凶神惡煞呀，淫棍呀，十惡不赦的劊子手呀。所以赫魯曉夫製造出來的貝利亞並非曆史上的貝利亞。這絕不是說貝利亞是位愛民如子、一心為人民謀福利的領導人。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把貝利亞從格魯吉亞調到莫斯科擔任內務人民委員就是為了鎮壓人民。蘇共政治局委員哪一個沒鎮壓過人民？誰敢違抗斯大林的意願？誰沒在槍決無辜的人的命令上簽過字？貝利亞當過七年內務部部長，當然幹過不少壞事。但並不比他的前任和後任壞，也不比政治局的同僚赫魯曉夫等人壞。相反，他還做了幾件好事。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開展的大清洗，上百萬人被槍殺、流放、監禁，發動者是斯大林，執行者是葉若夫，而刹住席卷全國清洗狂飆的是貝利亞。一九三八年他接任內務部部長後，釋放了很多人，其中被捕的軍官就釋放了四分之一以上。蘇聯衛國戰爭中發揮過巨大作用的蘇聯元帥和將軍們，如梅列茨科夫元帥、羅科索夫斯基元帥和戈爾巴托夫大將等都是貝利亞釋放的。貝利亞不讚成槍殺被蘇聯紅軍俘虜的波蘭軍官，不讚成把整個民族從祖居地遷往西伯利亞。貝利亞對蘇聯軍事工業的建設也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他擔任過蘇聯原子能委員會主席，一九四九年八月蘇聯進行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就是貝利亞指揮的。俄羅斯二〇〇一年出版的大百科辭典收入貝利亞詞條，列出他擔任過的職務，提到他有蘇聯元帥軍銜，最後寫道：“他是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期大規模鎮壓的積極的組織者之一。”說他是“積極的組織者之一”，這種評價是公允的。
而康生一生都幹過什麼？除整人、慫恿領袖發動各種名目的運動，整得千百萬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外，沒幹過一件好事。從烏索夫披露的材料上看，康生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上海時期就開始整人，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整人起家，死在整人的崗位上。康生是遺臭萬年的人物，可惜他不像秦檜那樣遺臭萬年，還不到三十年就被人遺忘了。我為寫這篇文章到學校圖書館查資料，請一位年輕的女圖書館管理員幫我查找康生的材料。我問她知道康生嗎？她搖搖頭。我又問她知道林彪嗎？她遲疑了一下說道：“林彪反對毛主席？”我對她大加誇獎：“你知道林彪，了不起。”她去查書目，說隻有一本，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而俄國人這本書是二〇〇四年出版的。俄國人沒忘記康生，我們卻把這個應該永遠釘在恥辱柱的千古罪人忘記了。
康生在莫斯科
康生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入黨，曾任上海大學中共特支委員會書記，參加過上海工人起義。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為總書記。向忠發沒有文化，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實權落到李立三手裏。康生最大的特點是善於揣摩最有權勢領導者的心思，千方百計討好他。這是他在雲譎波詭的情勢中永遠不敗的法寶。這也是他出奇製勝，逢凶化吉的法寶。他看出向忠發雖是名譽上的第一把手，但實權掌握在李立三手中，便百般逢迎李立三。在一次黨的會議上，中共上海滬東區委書記何孟雄批評李立三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使很多人無謂犧牲，令人痛心，不能再蠻幹下去了。參加會議的康生看到向李立三表忠心的機會到了，做了針鋒相對的發言：李立三同誌是我們的好領導，反對李立三就是反黨，反國際。我堅決擁護立三同誌製定的路線。康生很快得到李立三的賞識，把他從江蘇省委組織部調到中央組織部擔任秘書長。然而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共產國際改變了路線，一九三〇年九月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到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的錯誤路線。李立三在會上受到嚴厲的批評。康生驚出一身冷汗，馬上反戈一擊，在會上說他早已看出李立三執行的是一條錯誤路線。李立三妄自尊大，聽不進任何意見。康生厲聲質問李立三：“你領導中央僅一年多，已經給革命造成巨大的損失，犧牲了多少人？讓人痛心。”康生反戈一擊，與李立三劃清界限，化險為夷，更加相信自己的政治手腕。接著，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開了由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俄國人米夫坐鎮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徹底清算了立三路線，撤銷了李立三的領導職務，派往蘇聯“學習”。米夫不過是個二十九歲的青年，操縱選舉，他的愛徒王明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實際上米夫一個人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選。向忠發仍被選為總書記，但大權落入王明手中。康生雖然慶幸自己沒卷入“立三路線”的濁流中，但對前景仍有幾分擔憂，因為他與王明有過“過節兒”，懼怕王明報複。事情的經過大致如此：一九二九年王明回國時，曾遭受李立三的打擊，而那時康生站在李立三一邊。王明自命不凡，準備回國擔任要職，大顯神通。沒想到李立三不買他的賬，隻分配給他一個不起眼的工作，由康生通知王明：“中央決定你先到基層鍛煉一個時期，擔任上海滬西區委宣傳幹事。”王明隻好把火氣壓在肚子裏。一九三〇年三月王明被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經黨組織大力營救，很快出獄。盡管王明被捕沒有給黨組織造成多大損失，但他在獄中的表現仍受到嚴厲的批評，而批評王明的人又是康生。中央政治局以喪失警惕性的名義給予王明黨內警告處分。王明已經從自己老師米夫那裏得知共產國際準備撤換李立三，自己出頭之日指日可待，隻好暫時忍氣吞聲，等待時機。一九三〇年七月，王明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的一次會議上忍不住了，批評李立三：李立三的路線是錯誤的，給革命造成巨大的損失。李立三蠻橫自負，不接受別人意見，這樣下去，中國革命就有斷送的危險。不知內情的康生怎能放過反駁王明討好李立三的機會呢。他說反對李立三就是反黨，建議給予王明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康生是組織部秘書長，處分王明的事又是他經手辦的。六屆四中全會後一切都顛倒過來，李立三下台，王明掌權，康生苦思冥想，如何改換門庭，投入王明懷抱。
一天康生夜訪王明，承認自己對待王明的態度錯了，向他道歉：李立三當權的時候給王明的兩次處分他都想不通，但李立三大權在握，不能不服從，所以也有責任。曆史證明王明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他錯了，希望王明同誌原諒他。王明剛剛掌權，正在招兵買馬，對康生的投靠表示歡迎。康生又說了一段肉麻的話：“把你這樣具有雄才大略的人選為領袖，中國革命就有希望了。我也投了你一票，願在你領導下做點具體工作。”說得王明反而謙虛起來：“我一個人幹不了什麼，還需要大家支持。今後希望我們合作。”康生立即說：“怎麼是合作呢，是領導。有什麼需要我做的我一定盡力。”康生輕而易舉討得王明的歡心，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王明對康生並非沒有戒心，但那時正是需要人之際，就不能過苛要求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很多機構遭到破壞，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王明嚇得半死，覺得不能在上海待下去了，又不想到艱苦的蘇區去。王明通過恩師米夫，同年九月調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康生沒有王明的本領，仍留在上海。但他通過王明，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帶著老婆曹軼歐也離開上海來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當時俄國人的生活極其貧困，食不果腹，幾家人擠在一棟樓房裏，但外國共產黨代表團享受特殊待遇。他們住在留克斯（豪華賓館），每天牛奶麵包，牛排肉餅，過著奢侈的生活。康生對王明感激涕零。康生到莫斯科的第二天，王明為他接風洗塵。康生在宴會上說：“今後能在王明同誌直接領導下工作是我最大的心願。我代表全家為王明同誌的路線奮鬥終生。”康生說到這裏站起來，舉杯向王明宣誓：“王明同誌指向哪裏我就奔向哪裏，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康生為表示自己對王明的忠誠，從兩方麵著手：吹捧王明和打擊王明的對手。康生知道王明最看重他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便大肆宣傳，想方設法出版。一天，康生來到中山大學，受到中國留學生的歡迎。康生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話鋒很快就轉到王明身上：“王明同誌是我黨的領袖，誰反對王明同誌就是反黨，就是打進來的暗探……我們要挺身而出，為捍衛我們的領袖王明同誌而鬥爭。”他振臂高呼：“王明萬歲！”王明對康生賣力吹捧自己投桃報李。在王明的操縱下，康生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然而風雲突變，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解除博古總書記和李德軍事顧問的職務。選舉張聞天為總書記，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消息傳到莫斯科後，康生心裏又嘀咕了。先投靠李立三，李立三垮了。又投靠王明，原以為王明必能當上總書記，自己跟著飛黃騰達，現在看來希望不大了。又一想，這次會議沒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算不算數還不一定，也許還能保住王明。他向拜訪他的中國留學生暗示，讓他們向共產國際請願，要求任命王明為總書記，不承認遵義會議選出的新領導。但共產國際並未理睬學生們的請願。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團為慶祝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閉幕舉行招待會，康生站起來舉杯大聲說：“兄弟黨的同誌們，我們堅決擁護王明同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兄弟黨的同誌們莫名其妙，他們知道十個月前中共選出新的中央領導，選舉張聞天為總書記，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怎麼王明成了總書記？我在書中找不到共產國際對遵義會議的反應，但共產國際看重毛澤東確是事實，排名時把他排在季米特洛夫後麵。康生認為共產國際沒有批準遵義會議選出的新領導，繼續為王明造勢，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聯共（布）中央為慶祝中共誕生十五周年舉行的慶祝會上振臂高呼：“王明萬歲！”讓我百思不解的是共產國際對康生的舉止為什麼沒有反應？
王明、康生一到莫斯科就開始整李立三。動機不完全相同，王明是報複，康生是向王明表忠心。王明、康生大權在握，李立三成為他們的俎上肉，任他們宰割。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共產國際召開的會議上，猛烈批判李立三，李立三做了深刻的檢查，徹底批判立三路線。與會者認為李立三對自己所犯的錯誤有了認識，不必再檢討了。但王明、康生不幹，繼續批判李立三；大會小會讓他一次次檢討，一直批判到一九三五年秋天才把他分配到共產國際工人出版社擔任中文部主任。李立三的問題似乎已告一段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國除王明、康生外，參加會議的都是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和留學生中的黨員。幾乎沒有來自國內的人。康生利用大會期間，把中國代表召集在一起，宣布召開中國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選舉王明為總書記。代表們必須各個簽名。李立三也是代表，康生要他簽名。李立三認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同誌都因國內形勢無法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由參加會議的中國代表選舉總書記是不合法的，並拒絕簽名。李立三是代表中級別最高的黨員，他的態度影響了其他代表。他們紛紛拒絕簽名，並對召開中國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的做法提出批評。王明、康生看到他們的計謀未能得逞，便取消了選舉計劃。王明已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為保護這棵大樹，康生承擔了召開大會的責任，王明也做了自我批評。他們對李立三更加仇恨，非除掉他不解心中之恨。而機會就在眼前。
一九三四年，即康生到莫斯科的第二年，蘇聯領導人基洛夫遇刺。斯大林認為基洛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刺殺的，發動一場鎮反肅托運動，即我們通常說的大清洗。王明、康生利用鎮反肅托運動清算他們的對頭。李立三自然首當其衝。李立三擔任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的時候，上班時把公文包落在電車上，裏麵沒有任何文件，並且第二天就找回來了。康生卻誣告他“遺失機密文件”。工人出版社在印刷共產國際七大文獻的時候，排字工人誤把“七次大會”排成“七次犬會”。李立三知道後，認為這是粗心大意的錯誤，批評了排字工人，事情就過去了。但這件事又被康生抓住，認為這是有意誣蔑與會代表：參加會議的人都變成狗了。
有的朋友勸告李立三還是回國吧，落在王明、康生手裏不會有好結果。李立三覺得朋友的話很對，自己也有這種擔憂，便向王明、康生打報告，要求回國。王明和康生不批準李立三回國。他們自知這幾年對李立三打擊得太厲害了，李立三不是無能之輩，如果有朝一日東山再起，對他們十分不利。現在手頭上有他的把柄，通知蘇聯內務部，指控他遺失機密文件，誣蔑共產國際七大代表，在上海時貪汙兩萬美金。康生通知蘇聯內務部：“李立三是危險分子，暗藏在中國黨內的托派。”一九三七年王明和康生回國前，一定要把李立三置於死地，又給他加上很多罪名，希望蘇聯內務部盡快逮捕他。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次年二月李立三在蘇聯被捕，罪名是“莫斯科中國人反蘇托派反革命組織負責人”。李立三一夥人的目的是推翻蘇聯，刺殺斯大林。罪名嚇死人。李立三在獄中受盡種種非人折磨。據毛澤東的翻譯師哲的說法：“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產國際活動後被捕的，幸而未被處決。一九三八年王稼祥和任弼時先後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時，才逐漸審查清幸存的在押的中國同誌，使他們重見天日……李立三的證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於一九三九年獲釋出獄。”還有另一種說法：一九三九年周恩來去蘇聯治療臂傷，聽到李立三被捕的消息，便同蘇聯有關部門交涉：“你們是否關押了一名叫李立三的同誌？”俄國人查了花名冊，回答道：“有這個人，是根據你們代表團的建議逮捕的。”周恩來激憤地說：“那是一樁冤案。李立三有錯誤，但不是托派，罪名都是捏造的。”周恩來同蘇方反複交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終於把李立三從監獄中營救出來。王明、康生向中央提出要求，建議聯共（布）把李立三流放到西伯利亞去。周恩來出麵替李立三說話，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李立三無戶口，無黨籍，無工作，隻得靠賣文翻譯維持生計。李立三直到一九四六年一月才回到祖國。但李立三終於沒逃過康生的魔掌。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文化大革命”期間迫害致死。有人說他是自殺，自絕於人民。也有人說是中央文革顧問康生害死的。李立三是不是康生下令害死的，沒有確鑿的證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康生對謝富治下令處決盧福坦確是事實。盧福坦工人出身，曾是中共五大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後叛變革命，知道康生一九三〇年被捕叛變，並把康生被捕叛變的事告訴衝進監獄的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盧福坦建國後一直關在上海監獄裏，處決時已七十八歲。炙手可熱的康生慫恿造反派打死李立三應當是輕而易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