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相信中國會爆發金融危機，但金融危機還是爆發了。隻是人們用“錢荒”二字代替了“危機”的提法，這體現了中國語言的豐富和掩飾的技巧。當熱錢開始撤退、銀行間利率飆升、ATM機無法提現、股市出現斷崖式的暴跌、世界輿論開始將這一金融現象定性為金融領域的流動性危機時，我們的確也無需掩耳盜鈴了。現在需要正視中國這場金融危機背後的深刻根源。
媒體和金融專家們迄今仍然認為中國經濟“不差錢”，理由是廣義貨幣M2超過百萬億人民幣，是GDP的2倍；央行把目前的流動性危機歸之於國內商業銀行對資金資源的錯配，與央行貨幣政策無關；國務院則以盤活存量貨幣為重點，希望優化金融資源和支持轉型升級（言外之意是存量貨幣資源是可盤活的，沒有意識到目前大部分存量資源無法流向實體經濟，也無法支持轉型升級）。這些觀點與認識都沒有看清這場金融危機爆發的真正原因，沒有觸及中國經濟金融背後的深層結構，相應的對策不是鼓勵袖手旁觀就是建議落井下石。這場可能危及全局的金融危機被媒體描繪為對商業銀行、資本市場的複仇，也被資本市場的做空力量當作做空中國的市場盛宴。輿論界的歡呼雀躍代替了深刻的反思。
首先需要指出一個廣為流傳的概念性錯誤，即主導國內輿論的專家學者把M2當作“貨幣供應量”的概念，把廣義貨幣M2的規模等同於貨幣供應量的規模。必須糾正的是，廣義貨幣M2不屬於貨幣供應量的概念。所謂“廣義貨幣供應量”的說法是概念性的錯誤。這是因為能夠提供“貨幣供應量”的主體隻有央行，絕不是商業銀行和企業。後者隻能派生存款和貸款而不提供“貨幣供應量”。可以稱之為“貨幣供應量”的隻有“基礎貨幣”，絕不是“廣義貨幣M2”。廣義貨幣M2數量是基礎貨幣供應量與貨幣乘數共同作用的結果，屬於流動性範疇，代表流動性規模。M2增加不能等同於基礎貨幣供應量過剩，也不能等同於流動性過剩。恰恰相反，由高倍數的貨幣乘數所造成的M2增長往往說明央行基礎貨幣供應量不足，倒逼基礎貨幣增加流通速度，並通過提高貨幣乘數以滿足經濟體周轉的需要。這才是各國經濟的現實，也是中國經濟的現實。
中國貨幣供應量是2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外彙占款達20萬億元人民幣，與美元無關的貨幣供應量隻有5萬億元人民幣。與美國、日本和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的貸款利率、銀行間拆借利率、民間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是他們的幾倍甚至十幾倍，哪個指標可以說明中國的貨幣供應是寬鬆或恰當的？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不是寬鬆和恰當的，而是緊縮、不恰當的。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那種“要教訓商業銀行和信托機構，要糾正資金錯配的狀況，要把資金從金融領域的空轉套利驅趕到實體經濟領域”的觀點和做法是極度不負責任的。中國金融資源的錯誤配置不是商業銀行和信托機構造成的，而是美聯儲與中國央行相互配合的結果。
2005年7月央行啟動彙率改革後，在美國的壓力之下，中國的彙率改革演變為人民幣單邊升值。國際熱錢持續流入中國進行無風險套利。自“彙改”以來，中國外彙儲備增長曲線開始陡升。外彙儲備開始主導中國基礎貨幣的供應量。目前，在中國央行發行的25萬億“高能貨幣”即基礎貨幣中，由美元儲備主導發行的基礎貨幣竟然高達20多萬億元人民幣，隻有區區5萬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是由非美元因素發行的。可見，中國貨幣投放結構的扭曲並非M2的膨脹，而是基礎貨幣投放結構的扭曲。美元熱錢主導了基礎貨幣的投放結構，同時，這種扭曲的基礎貨幣結構進一步導致了M2的膨脹。
國際熱錢進入中國之後，央行通過結彙收到美元，同時將一定數量的人民幣支付給美元持有者，美元持有者獲得了人民幣並作為資本金開展國內的投資，亦即以人民幣進入市場，從而導致市場上人民幣流通量增加；為了抑製人民幣流通量的增長，央行通過提高存準率和發行央票，收緊銀根，減少國內商業銀行的貸款額度，減少各類實體企業的流動資金貸款，並抬升銀行貸款利率和民間拆借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由2005年的7%提高到20.5%，民間年化利率處於20～50%之間。麵對這種狀況，央行豈能聲稱中國流動性充裕？實體經濟怎能生存與發展？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哪個大國經濟體維持如此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和實際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