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堅決保衛貨幣主權，牢牢掌握人民幣彙率的定價權，嚴防美國“巧實力”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麵攻擊。彙率的定價權本質上屬於貨幣的定價權。沒有貨幣定價權就沒有貨幣主權。彙率定價權的喪失意味著貨幣定價權的喪失，意味著貨幣主權的喪失。
各國的彙率定價隻有三種製度：自主定價前提下的自由彙率製度，鎖定美元的固定彙率製度，由美國及其盟國控製、指揮、主導下的彈性彙率製度。相應地，彙率政策可以劃分為上策、中策和下策。在彙率改革之前，中國實行的是固定彙率製度，屬於中策，而彙率改革之後，中國實施的彙率製度事實上是第三種定價製度，屬於下策。
在美國的施壓之下，人民幣彙率的波動變成美國指揮之下的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彙率改革的最終結果演變為人民幣定價權的轉移和貨幣政策主導權的喪失。現階段出現的熱錢持續湧入、人民幣基礎貨幣被動發行、通貨膨脹日趨嚴重、實體經濟承受著彙率升值和貨幣緊縮的雙重壓力、經濟社會日益不穩定等現象，都是源自彙率定價權的喪失以及由此產生的貨幣主權的喪失。彙率武器不是常規武器，而是摧毀一國經濟的核武器。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已經主導著人民幣彙率的走勢、主導著人民幣的定價權，進而主導著中國的貨幣政策。從目前的經濟現狀看，中國的貨幣定價權和貨幣主導權已經喪失。如果這種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性扭轉，可以預見的最終結果是，美國華爾街金融集團主導的美元熱錢主導著中國經濟的泡沫膨脹與泡沫破裂，並在國際金融資本的進出循環過程中完成對中國財富的轉移，完成對中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改造與轉變。通過研究美國的對華經濟政策可以發現，如果中國拒絕美國彙率武器的“巧實力”打擊，那麼中國將麵臨一係列直接的經濟報複。甚至可以說，如果中國拒絕美國經濟核武器（即彙率武器）的打擊，那麼中國將麵臨美國軍事核武器的打擊威脅。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政府需要從經濟領域核武器的戰略高度重新認識人民幣彙率定價權對中國經濟全局的影響，需要拿出軍事領域核反擊的勇氣來對抗美國對華經濟領域的核打擊，需要拿出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來保衛貨幣主權和彙率定價權。總之，中國的貨幣主權和彙率定價權，即貨幣定價權必須從美國指揮棒的陰影中走出來。
中國革命之所以成功的經濟政策根源在於共產黨建立的革命根據地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獨立的中央銀行，貨幣發行權和貨幣定價權始終牢牢地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抓住了兩個要害：革命必須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槍杆子可以保護錢袋子，錢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槍杆子！”而巴黎公社迅速解體的根源恰恰在於巴黎公社的領導人沒有接管和控製住作為法國中央銀行的法蘭西銀行，“這不但是一個經濟上的錯誤，更是一個政治上的錯誤。”為了不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轍，中國共產黨必須繼承自己的傳統和經驗，必須盡快擺脫貨幣發行主導權和貨幣定價權受製於美聯儲的局麵，為此，中國必須重新打造中國的“國際硬實力”和“國內硬實力”，其中，發展“國際硬實力”就是中俄結盟，形成經濟、金融、軍事的同盟。隻要中俄結盟，中國既可以租借或購買到俄羅斯完整的作戰平台進入南海和東海，也可以打造中俄統一貨幣製衡和對抗美元霸權。發展“國內硬實力”就是發展和壯大國家資本，支持本土民營資本發展，保護國內產業體係免遭國際資本侵蝕和控製，在此基礎上確保國家國防工業體係的發展壯大。
（5）堅守最後的金融防線，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
西方經濟學家曾經把資本項目自由化作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加以鼓吹，但是，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研究發現，“資本項目開放的好處體現在理論上而不是在實際中”。（Bhazwati，1998）正因如此，國內的官員和學者不是從資源配置、經濟增長的常見角度，而是從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減輕外彙儲備壓力的角度製造人民幣自由兌換的輿論環境。
人民幣自由兌換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條件。人民幣自由兌換意味著國內外機構和個人所持有的人民幣可以自由地兌換為美元，同時美元可以自由地兌換為人民幣。由於人民幣無法與黃金掛鉤，同時中國還缺乏強大的綜合國力（包括覆蓋全球的軍事實力）來保障人民幣的國家信用之情況，因此，人民幣的信用主要是由中國的美元外彙儲備決定的。人民幣自由兌換意味著人民幣持有者擁有了兌換美元的自由選擇權。隻要中國與美國之間存在不平等的博弈地位，美國擁有中美之間貨幣的定價權，中國僅僅屬於美國貨幣政策的跟隨者，那麼，大部分人民幣資產的持有者將傾向於選擇美元或隨時可能行使人民幣的美元選擇權。
中國的門戶開放型招商引資政策所引進的海外資本及其滾存利潤預計在3萬億美元以上。這是中國對外無序開放政策在對外經濟領域所形成的巨大“資本堰塞湖”。國際資本已經完成了人民幣資產的布局和建倉。這是做空中國的重要籌碼。根據華爾街金融大鱷們慣用的“刺激—反射”手法，不難看出國際資本做空中國的長遠布局和戰略意圖。國際資本運動的基本路徑可以概括為兩個階段，即“美元資本——實體資產——更多的美元資本”。價值形態的資本是一切實體資本的歸屬，美元資本進入中國所形成的人民幣資產最終還要回到美元，簡單地說，美元最終要回到美元。人民幣實現可自由兌換意味著，這些海外資本在中國境內長期形成的人民幣資產，在經曆了人民幣升值和資產增值之後，可以隨時、集中地兌換成中國的外彙儲備離開中國，從而完成一次集中做空中國的金融空襲，實現對中國財富的完美掠奪。
美國的“巧實力”圍剿往往伴隨著“軟實力”和“硬實力”的配合和策應。美國主導和控製的國際評估機構、國際投行部門和國內外各類媒體可以抓住中國經濟領域的結構失衡問題、內需不足問題、農業基礎不穩問題、能源供給瓶頸問題、環境汙染與災害問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問題、房地產泡沫破裂問題、銀行呆壞賬增加問題、政府財政赤字問題、通貨膨脹問題、社會矛盾激化問題、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供給不足問題，等等，集中打擊人民幣資產持有者的信心，甚至不惜在中國周邊製造軍事衝突，對中國本土發動侵略戰爭，以配合美國“巧實力”的金融掠奪。這一切事件發生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中國拆除最後的金融防線，即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從這一角度看，隻要人民幣升值接近國際資本的心理價位，同時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那麼，海外資本及其背後的政治勢力所導演的針對中國的出口壓力、知識產權壓力、能源供給壓力、農產品和礦產品供給壓力、人權壓力、政治製度壓力、周邊軍事壓力都會接踵而來。如果人民幣始終與美元掛鉤從而不給任何遊資投機的機會，如果人民幣在條件不成熟之前始終堅持不可自由兌換，那麼，中國麵臨的國際軍事壓力和政治壓力會減輕甚多。在與美國“巧實力”的博弈過程中，首先，不能讓強盜踏進門（遺憾的是我們通過無序的招商引資政策和人民幣升值政策引來了國際強盜）；其次，不能讓強盜順利地跑掉。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是最後的門檻和防線。
我們需要在國際政治和國家安全的層麵考慮人民幣定價權和人民幣自由兌換問題，不能為了追求所謂的人民幣國際化目標、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目標，以及為了解決熱錢流入問題而動搖國家金融安全和社會政治穩定的根本。國之根本不可用於追求政績目標，也不可用於外交的交易。
人民幣自由兌換需要具備如下三個前提。
第一，中國真正完成了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具有國際商品定價權的工業化體係建設。
第二，中國的國際經濟、政治和軍事同盟的綜合勢力足以抗衡美國及其盟國，從而擁有瓜分美國的全球鑄幣稅的能力。
第三，以中國國家“硬實力”為後盾，通過動用外彙儲備，按照合理價格回購海外資本在華的投資項目和股權，使海外資本控製的在華人民幣財富總量降低到相當於外彙儲備10%以下。
隻有滿足這三大基本前提，才有條件討論作為大國貨幣的人民幣如何實現國際化之問題。當年，德國和法國在具備上述條件的前提下，尚且不敢推動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挑戰美元地位，瓜分美國的全球鑄幣稅，而隻能退而求其次地主導並組建歐元區來對抗美元，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處境遠不如德國和法國，豈能在貨幣問題上開展大躍進式的國際金融冒險？國內金融冒險的失敗，失去的僅僅是局部；國際金融冒險的失敗，失去的將是整個國家。
（六）建設強大的國家“軟實力”，抗衡美國的“軟實力”圍剿
（1）以平等互利的原則，開展強國之間的外交；以反侵略、反霸權為旗幟，開展與弱國的外交；以經濟支援和軍事保護為手段，開展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通過發展各種基金會，或政府通過此類基金會，在世界各國培養親華勢力。這是重要的軟實力。
（2）建立民族認同製度、文化認同製度、國家認同製度以及執政黨認同機製。改革開放以來，GDP上去了，但是，民族認同感、文化認同感、國家認同感、執政黨認同感卻下降到低點。這是民族分裂、國家分裂、執政黨分裂的前兆，必須引起高度警惕。同美國、日本、法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國民的民族認同感以及文化認同製度建設顯得十分落後。同時，中國國民的國家認同感和愛國主義精神也是十分欠缺的，黨政軍係統海外代理人或明或暗地大量存在，各類間諜案件層出不窮，民間富裕階層30%已經移民，60%以上有移民傾向。麵對美國的軟實力圍剿，中國應該圍繞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和執政黨認同的目標，對人文學科特別是經濟、法律、政治、新聞傳媒、曆史、哲學等學科的教材內容和教學人員進行清理。在人文社科領域的教材、雜誌、報紙、講堂、課堂等方麵，必須改變目前普遍存在的反對民族認同、反對文化認同、反對國家認同和反對執政黨認同的現象。
（3）通過法製的方式，建立全國統一的、獨立於地方黨政係統幹預的法院司法體係，保證法律法規和國家意誌在各個地方的執行，避免地方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濫用公權、幹預司法，從司法製度上保證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受侵害，避免國家軟實力受到削弱。如果說好的民主方式可以凝聚國家軟實力，那麼，好的司法體係則可以避免國家軟實力遭遇削弱和瓦解。對於中國而言，中央不能搞“三權分立”，但是，地方絕不能搞“三權合一”。地方搞“三權合一”“一把手說了算”意味著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蛻變成了“地方三權合一”的諸侯割據的封建主義。目前的現狀是各地政府和官員敬畏新華社和新華社記者，卻不敬畏法院、法官和法律。如果一個人有過在地方法院訴訟的經曆，那麼，一定會認同當今中國社會的一條基本判斷：中國各地不是法製社會，法院和法官無法秉公辦案。沒有法製，隻好人治，也必然人治。因此，中國的法院體係即司法體係必須獨立於地方，統一於中央。具體地說，全國各級地方法院應該歸屬於最高人民法院並實行垂直管理，經費由中央財政撥付，領導由上級任命並定期異地輪換。唯有如此，才能維護國家法製精神的統一，才能維護公平公正的法製環境，才能維護地方百姓的利益，才能維護地方的穩定，才能避免國家軟實力被削弱和瓦解。
（4）黨政機關和思想、文化、科技、教育、新聞、出版等領域需要加強“軟實力”意識和“軟實力”建設。
其實，從朝鮮戰場失敗起，美國始終沒有忘記唯一一場敗仗的恥辱。美國國家戰略的精巧安排和耐心實施的確令人折服。小布什上台之後對華擺出了強硬的態度，那實質上是為實施美國對華收網政策在營造輿論。令美國遺憾的是，“9·11”事件推遲了美國精英集團對華收網的時間。推遲收網並不意味著美國不再對華收網。今天，美國的硬實力、巧實力和軟實力依然強大無敵，我們不可掉以輕心。美國國內的金融危機再次拖延了對華收網的時間，但是，其針對中國的全球軍事戰略，對華金融經濟布局正在加快實施之中。中國可以支配的時間其實不多了。在這個重要的時間窗裏，中國對外應該加快與俄羅斯結盟的步伐，盡快打造中國的“國際硬實力、國際巧實力和國際軟實力”；對內應該調整戰略思路和重大政策，迅速形成“國內硬實力、國內巧實力和國內軟實力”。隻有有效地突破了美國及其盟國的“魔鬼三角陣”的合圍，即美國硬實力、巧實力、軟實力的聚焦合圍，中國才有真正的國家安全、金融安全和社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