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誌毅
【人物小傳】
劉學，男，1972年出生。
2007年，劉學博士從985院校W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畢業，第二年，被本學院聘為講師。在學院，惹人注意的明星教師，要麼是泰鬥，要麼是“憤青”。但劉學不屬於這兩類中的任一類，他選擇去做個理性的現實主義者。
“安貧樂道，艱苦卓絕”
趕早課遲到，至少需要麵對些來自授課教師眼神的壓力，讓你不那麼舒適。走進課堂時，盡快地找一個靠後的位置坐下，周身卻還是有些灼熱的東西，至少在五分鍾內難以消逝，尤其是你手上還拿著牛奶、雞蛋等一堆早餐食品的時候。
但是劉學從不會給你這樣的感覺。他有時候甚至走到講台邊，輕輕地幫你把門打開，然後繼續回到講台上講課。這個應到人數多達80人的課堂，常年就維持在二三十人的樣子。並不大的五樓的教室，顯得格外零落。做作業的前一節課，他會提醒大家相互通知，免得影響成績。那時候人會突然多出許多來，然後在某個時間點再少下去。他便繼續講課，時而將拳頭握到嘴邊，小聲地清清嗓子，時而走到學生中，交談幾句。
那是大三實習結束後的第一個學期，也是我們正式課程的最後一個學期。許多學生繼續實習，不返回學校。而回到學校的學生們也早已學會判斷什麼是有用的，什麼是無用的：保研隻需要前六個學期的成績，而出國需要所有學期的成績，若是工作定了，便再無謂成績，保住底線即可。於是他的課堂上，在每一個時間點都可能有學生走進與走出。
事實上他的課並不算早。從上午9點多到12點，一共三節，準時上下課，準時休息。有時候我看見他在走廊上曬太陽，與來往的學生交談，臉上仿佛總掛著微笑。還有些時候，他在教師休息室裏，不知道思考著什麼。我隻記得他在一個休息室裏發的一條帶圖片的微博，“茶幾灰頭垢麵，沙發袒胸露棉。安貧樂道，艱苦卓絕”。
當時劉學還是個講師，以至於在推免研究生的推薦函上他也沒有權利簽字，那是一張需要附上副教授或者教授資格影印件的推免申請表。我隻好另找老師。比他晚讀博士的同學早他半年畢業了，本應與他同時升副教授的講師也比他早半年升任。其實劉學本來可以幫到我，隻是因為沒有注意到學校規定的論文發表目錄，於是隻好推遲半年升做副教授。而這半年，相較他從校門到校門之間工作的六年，博士階段為了做好“希望自己拿出來會很完美”的博士論文，而延長到的四年半，或許又不算太長。
像個謙遜的“學生”
我一度認為劉學就是單波的教學秘書，但並不清楚他是老師還是學生。
在大部分時間內由他講授的《中西新聞報道比較》的課程表上，授課人有時候也並不是他的名字，而是院裏頗有影響力的單波教授。準研究生們選擇自己的導師時，單波幾乎是院內做學術的最佳人選。單波有時候就和本科生們一起坐在座位上，臨時補充劉學的一些內容，或是指正一些內容。每當這時，劉學就停下來，安靜地聽完，再繼續講授。有時這樣的插入內容很多，次數也很多，會顯得課堂不怎麼連續。
但是劉學從來都是延續著自己和緩的聲調，繼續講下去，並在接下來的內容中，吸收進剛才單波講到的觀點。
大多數學生第一次注意到劉學也通常是在單波教授主持的學術會議，或是各類講座上。他坐在前排，或者幫忙組織協調，或者同時還在不斷地記錄，甚至第一個發問。我聽到旁邊有人猜他是個學生，但是顯然太老了，如果僅從側麵看他略顯稀鬆的頭發，或許都已經不算是青年教師了；又或許是個老師，但是在這樣的活動裏，最繁忙的應當是幾個骨幹學生才對。
直到我上了劉學的課，才確定他是個沒有其他職務的普通老師。單波是劉學的博士生導師，劉學留校後，才一直在幫助處理一些事務。他說這是一個教學團隊，他是其中的一員。但需要與單波打交道的學生，一般都是通過他先聯係。他的學術成果，也有不少是與單波合著。
前一天下午我看到劉學在其他的辦公室報賬，像一個年輕教師做的事，又不像一個年輕教師。我注意到他從來隻用電腦上的“資源管理器”打開U盤裏的內容，以嚴格防止任何電腦病毒侵入的可能；他的豎格襯衣或者短袖上衣也從來都紮在皮帶裏。
第二天早上，我已經坐在他的辦公室裏，他伏案改著什麼東西，回過頭說，讓我等一等。
他的辦公桌就在單波老師的對麵，那裏堆滿了論文和文件，但是隻有電腦旁的幾堆比較亂，其他的都被碼得整整齊齊，橫豎錯開。這個房間裏，我從未聞到過煙味。這是個向陽的方向，初夏的早上，已經很明媚。
選擇學術
1990年，劉學考入全國重點H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進行本科學習。那時的大學裏，幾乎無所謂學風，自習室裏找不到人，圖書館裏也沒有人。“天之驕子”們擠進了大學的門，便等待著度過四年，被分配到工作崗位上。隻有圖書館裏還有知識的積累與記憶——書還在。劉學便算是“不務正業”地讀完了圖書館裏所有關於美學的書——他對美學、攝影以及繪畫的興趣，遠遠大過對漢語言文學——但跟現在學生的所有行動都由目標而設定的“工具理性”不一樣，隻是興趣的推動。沒有組織、沒有協會，這種讀書更像一種空靈的自我教育，時而和同學交流，也僅限於“看一看我最近畫的畫”。劉學說，真正創造性的想法往往會在交流中被淹沒。
出於對美學的興趣，劉學最後的本科畢業論文事實上也是一個美學題目——《論藝術形式美》。一個本科生借用格式塔心理學的分析路數，進行推導。憑著一個藝術愛好者的習性，他希望論文做到很完美了，才能拿出來。劉學說，那會讓他內心更安寧。於是這個“好習慣”使他的本科論文受到了專業角度的欣賞，這個“壞習慣”也使他後來的博士生涯大大拉長，並遭人指摘。
到了臨近畢業的1994年，再去看學校的自習室、圖書館，人已經爆滿。
1992年，一個老人在南邊，畫了一個圈。人才分配已經從計劃模式走出，“天之驕子”們走下神壇，走進市場。
偌大的“市場”裏，劉學憑借自己在攝影與繪畫方麵的專才，其實早有自己安逸的位置。在一個國有企業的宣傳部門舒適地幹過五年之後，他卻開始不滿足工作的現狀。國企的高薪與穩定令人豔羨，也並非所向往的“輕鬆”與“愉快”。於他而言，創造性與成就感帶來的愉快才是真正的愉快，於是在現有工作與學術的兩相權衡中，劉學猶猶豫豫地還是選擇了考研，準備再次邁進校園。但是考研的事被領導知道了，關係圈便開始變味。上麵知道誰有了去意，誰便基本上升遷無望，企業內前途渺茫——實際上也就沒有退路了。猶猶豫豫就此變成了篤定不移，兩年考研，終於上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