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蜂有舞，
舞喚同行，
途中苦厄，
終得蜜釀，
歸於蜂巢，
化於蜂群。
這是有關高校的故事，這是有關青年教師的故事，這是有關我們自己的故事。
高校教師，古語稱之為“先生”，先生不僅指授人學識考試不掛科的人，更指言傳身教以處世立身之道的人。相比較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高校青年教師可謂之“小先生”。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員中，教授90位，平均年齡30多歲，大多是青年教師，他們透過教學、文章和社會事務，引領一代風氣之先。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回國時，隻有本科學曆，任清華學堂物理係主任，教授物理和數學，當時的他隻有26歲，比很多學生都年輕。那時的高校青年教師，少專家，多雜家，即在多個領域都是專家；不擅評職稱，更擅長個性教學法；有知識，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講人格和品格；教學相長，更傾力愛護學生；不獨守三尺講台，更在廣闊的社會舞台上展示大國民風範，學貫中西，更有民族氣節；熱心時政，更能為國家擔綱。他們對學生教之導之幫之扶之惜之愛之，提供學問坐標係與人格營養，示範風骨與風度，為後輩的成長贏得時間、空間和方向感。
那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師呢？
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師是一個平靜的群體，一個少人關注的群體。不瘟不火，漸被淡忘。當權力、財富成為社會主流價值時，青年官員、青年富豪、青年明星，甚至新生代農民工、大學畢業生，所受關注都遠高於大學青年教師。基於物質主義建立的坐標係中，極富極貧才引人注目，像高校青年教師這樣的群體，不上不下，境遇難免有些尷尬。
當然，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榜樣和方向，社會環境不同，發展階段和資源占有不同，看問題的角度和取舍的標準自然也不同。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師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他們的成長史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曆程，他們有相似的成長經曆和共同的曆史記憶。當他們經過二十來年的苦讀“修成正果”拿到學位，又在與同齡人的競爭中獲勝，爭取到一個大學老師的教職時，他們中的很多人卻發現自己麵臨比原來更大的壓力：外部、內部，同齡人、隔代人，學生、老教師。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科研經費、職稱晉升、學術成果、教學評估、結婚生子、兼職收入，這些本身並沒有關係的詞語，在目前的高等教育製度下發生了複雜的因果聯係。
在本書中，我們將高校青年教師稱之為“工蜂”。工蜂不是雄蜂，他們是辛勤工作的雌蜂。在一個蜂群中，占絕大多數是工蜂，他們以數倍於雄蜂的數量擔負了整個蜂群的全部勞動，世界上用材最少而容積最大的建築在工蜂的飛舞中完成。
這個概念的誕生，緣於去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看到養蜂人打開蜂箱，一幅人類社會的草圖映入眼簾：一隻大大的蜂後、幾隻圍繞在其旁的雄蜂以及無數不停勞作的工蜂。工蜂的壽命隻有半年左右，他們勤苦一生，不求回報，我頭腦中略過一個概念：工蜂。是啊，工蜂的體型比蜂後及雄蜂都小，但卻是蜜蜂社會裏的中堅分子，據說一隻工蜂每天采集上百朵花，也隻能采回半克左右的花蜜。
“工蜂”和“蟻族”不同，作為青年中知識層次最高的群體，相比較低收入大學畢業生“蟻族”，高校青年教師在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上具有明顯優勢。整體而言，工蜂在上，蟻族在下；工蜂在飛，蟻族在爬。個體而言，工蜂的力量往往更為強大，有時還具有攻擊性，一旦遇到有敵害侵襲，其蜇針連同腸髒留在對方體中。盡管自己會死亡，也要給對方一擊，這就是工蜂的特點。
另一方麵，蜂屯蟻聚，蜂房蟻穴，蜂趨蟻附，蜂扇蟻聚，“蜂”和“蟻”好像天然就有某種不可分割的聯係：兩者都是勤勞的昆蟲，蜜蜂不知疲倦的辛勤勞作，為人間釀造出甜美的蜂蜜，恰似老師把自己的知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兩者同樣是社會性動物，這樣的物種很像人，他們生活的群落也極像人類社會，位於蜂群中最底層的工蜂，與高校青年教師當前的境遇頗有許多隱喻暗合之處。而那個高高在上、不可觸犯的蜂巢，不正是我們的大學抑或高等教育製度的象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