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向繼東兄之約，從曆年作文中選得四十八篇，成此小集，仍循例以一篇名作為集名，就叫《大托鋪的笑話》。
大托鋪是長沙南郊的老地名，笑話笑的也是路旁酒肆中向壁題詩的陳年舊事，想不到卻觸犯了一位公餘喜吟七言四句的“副省級”。他怒氣衝衝地批判我道：“自己劃過右派，對待傳統的古典詩詞，卻輕視，鄙夷，左得不能更左……”
“副省級”是讀書時的老熟人，不過雲泥暌隔，早就生分了。八十年代我在嶽麓書社上班，有次他忽然不恥下問，來問他們幾個搞的一本舊體詩能否由嶽麓印行。我一時忘了“級別”，仍以從前開玩笑的口氣答雲：“可惜嶽麓隻能印古人的詩、死人的詩。”話一出口，他即默然不再做聲，我自知唐突，但駟不及舌，亦屬無法。
《大托鋪的笑話》是在十年之後寫的，此時建國前“參加”的人包括我和他均已離休，我早就不記得這回事了，他好像也已轉移興趣，開始去研究“西方來的馬克思”。誰知他在《文彙報》上讀到這則笑話，仍怒從心起，要來批判。批判文章《文彙報》不登，又寄《同舟共進》；《同舟共進》又不登，便麵交湖南某報最高主管某主席。某主席也是從前的老熟人，但是官做得更大，乃正省級，將其批給了編副刊的向繼東，並有“鍾叔河的文章確令人氣憤”等語，意思是必須予以批判。下麵我就引用向兄九八年發表的《先行者並不孤獨》中一段話，作為第三方的敘述：
“認識鍾叔河先生是從一篇批評他的文字開始的。不久前，我謀職的那家報紙副刊收到一篇指摘鍾先生的文章。作為編輯，我覺得那種批評至少是缺乏理性的，但此文經一位要人轉至編輯案頭，且有總編的簽字，不發是不行的。於是輾轉找來鍾先生的電話，我問他要不要看看此文。鍾先生說：‘沒有看的必要，你們覺得可發就發吧。’後來他讀到此文，我說你可以反批評。他卻說：‘我還有別的事正忙著呢。’”
其實我當時還講了這樣幾句：“我不僅不反對你們發，而且很讚成你們發。馬克吐溫不是說過，若是覺得誰的文章荒謬不通，最妙的辦法，便是將其發表出來，廣為傳播麼？”
事隔多年，人也走了，但這個比“大托鋪的笑語”還好笑的笑話不寫出來讓大家都笑一笑，實在可惜。好在向兄兩度“作為編輯”，當可證明這笑話乃是百分之百的真實，也就是我原來不“反批評”現在卻來舊事重提的緣故了。
甲午正月初八日，鍾叔河於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