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承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著諸多不同。例如，從家庭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被認為是一個賦予家庭以特別重要地位的文化，有人因此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家庭至上主義（familism）的社會；還有人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以家庭為本位的社會，與此相對應的是西方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這些說法都很有道理，我近幾年在與家庭婚姻有關的問題上所做的一係列研究（擇偶標準、青春期戀愛、浪漫愛情、獨身、婚前性行為規範、婚姻支付、自願不生育、婚外戀、離婚、同性戀等），也為這種差異提供了證據；但是，我認為家庭至上主義、家庭本位這些提法隻是對現象的概括，還不是對它的解釋。為此，我嚐試提出中國的“大概率現象”和中國人特有的“大概率價值觀”這一對概念，以便對上述文化差異作出解釋。一、中國的“大概率現象”
綜觀我近年所做的有關中國人婚姻家庭行為方麵的實證調查材料，印象最深的一個現象就是：在我們的社會中，人們的行為相當的整齊劃一，在結婚、生育、婚前性關係、婚外戀、離婚等類事情上，人群大都呈現出一種“大多數對極少數”的不均勻分布；而西方社會則不然，在上數各個方麵往往隻是一般的“多數對少數”的分布。
例一：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我國30歲以上的從未結過婚的人口隻占30歲以上人口總數的2.81%；而在美國，每四個家庭中就有一個是單身者家庭；在加拿大，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單身者家庭。
例二：在我國，自願不育者僅屬鳳毛麟角，百不挑一，他們的選擇也常常被人視為怪異；而在原西德，全部夫婦中生兒育女的隻占約60%；在80年代的美國，18至34歲的婦女中自願不育者占到11%，在較為激進的大學當中，自願不育者的比例在1970年曾經高達18%。
例三：根據我在北京市所做的隨機抽樣調查，樣本中承認自己有婚外性行為的隻占3.7%，加上沒有發生性關係的婚外戀，也隻占6.4%。但在美國，40多年前金西做調查時，40歲以下的人當中，承認自己有過婚外性行為的在女性中占到26%，在男性中高達50%。1980年的一項全美調查表明，美國有婚外性行為的人在男性中占60%，女性中占35-40%。在澳大利亞26至50歲的女性中所做的一項抽樣調查也表明，43%的人有婚外性行為。
例四：在北京市隨機抽樣樣本中，對男性婚外性關係持反對態度的高達95.4%，對女性婚外性行為持反對態度的更高達96.2%。人們對有感情因素在內的婚外性關係稍微寬容一些，但持否定態度者仍高達93.1%（針對男性）和94.5%（針對女性）；而在西方社會中，一般公眾對婚外性關係的容忍程度卻要高得多。”’
例五：根據我的北京市隨機抽樣樣本，有過婚前性行為的人隻占15.5%（其中包括相當數量隨後結婚的伴？）；而在一項對美國15至19歲未婚女性的調查中，已有過性經曆的占到92%，其中60%以上的人在15至16歲發生第一次性關係；另一項對澳大利亞大學生的調查也表明，45%的男性和27%的女性有過婚前性行為。”’
例六：根據北京市隨機抽樣調查結果，對婚前性行為持允許態度的人僅占樣本的30.5%，其前提還必須是“兩人確定關係已準備結婚”；如果僅僅相愛尚未決定是否結婚，則持允許發生婚前性行為的人數比例下降至11.3%；假如把前提換做僅僅是兩性偶然互相吸引（無感情因素在內），則持允許發生婚前性關係的人數比例繼續下降至區區2.7%。相比之下，西方社會的婚前性容許程度要寬容得多，例如，在以色列克布茲人中，有76%的男青年和55%的女青年認為，隻要有感情即可發生性關係；就連算不上是個完全的西方國家的原蘇聯，婚前性容許程度也高於中國（38%的調查對象對婚前性關係持肯定態度）。
例七：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我國離婚率近年雖有提高，但仍然保持在1.43%（以年平均人口為分母計算）的低水平上，相比之下，西方社會的離婚率要高得多。”’
以上舉例旨在說明一個問題：在中國，一切有異於常人的行為，無論是單身、不育、離婚，還是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所麵臨的都是占壓倒優勢的人群和他們所崇信的行為規範。僅僅這種“極大概率”對“極小概率”的不均勻分布本身，就在無形中給隸屬於“極小概率”行為模式的人們造成了極大的壓力，更不必說前者對後者的不寬容、不理解甚至厭惡的態度所造成的心理壓力了。即使屬於“極大概率”的人們對屬於“極小概率”的人們能夠持善意的寬容態度，後者的處境也遠遠比不上那些在同類的事情上“三七開”或“四六開”分布的社會中的少數派所享有的地位和處境。二、中國人的“大概率價值觀”
所謂價值觀是指人們認為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什麼是正當的，什麼是不正當的；什麼是值得讚揚的，什麼是應受譴責的等等。我提出的中國人的“大概率價值觀”則是指這樣一種文化心理，它認為：凡是大概率事件（行為）就是可取的、正常的、值得讚揚的；凡是小概率事件（行為）就是不可取的、病態的、應受譴責的。因為我們中國人在生活的許多方麵都存在著一個“大多數”和一個“極少數”的不均勻分布，所以“大概率價值觀”就特別盛行。具體到前麵的那些例子上麵，中國人往往會持有這樣的價值觀，即認為到歲數結婚，生小孩、不搞婚外戀、不搞婚前性行為、不離婚、隻搞異性戀是可取的、正常的、值得讚揚的；而到歲數不結婚（更不用說終生不婚），不生孩子、搞婚前性行為、婚外戀、離婚，同性戀等等，由於隻是“極少數人”的行為，因此就是不可取的、病態的和應受譴責的。換言之，我們的社會不僅在許多事情上呈現出“大多數”對“極少數”的不均勻分布，而且還擁有一種肯定大多數否定極少數的價值觀；而西方文化則不然，那裏的人不僅在上述的許多方麵不存在“大多數”和“極少數”這樣的相差極為懸殊的分布，而且也沒有中國文化中那樣嚴厲否定少數的價值觀。在西方社會裏，人們早就習慣了不對他人作價值觀評判（It lS not my business，“這不關我事”是人們常掛在嘴邊的話），也許隻有神職人員例外。
每一種價值觀的提出，總要有某種理由作為依據（或解釋），摩西十誡說，不可殺人、不可偷盜，理由是殺人損傷別人的肉體。偷盜奪走別人的財產，都是同類相殘的行為。而同類不可相殘，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道理。然而大概率價值觀卻具有這樣一種性質，即它可以不必提出什麼特別的理由，而認為僅僅提出一個理由就足夠了――因為大多數人是這樣的，所以就應該這樣，而不能是別的什麼樣子。當然，大概率價值觀在每個具體問題上還是有其理由的，比如，人人都應當生育的理由是延續種族和家庭；人人都應當結婚的理由是性行為應當在婚內進行，人人都應該是異性戀者的理由是同性戀不能產生後代，等等。但是，信奉大概率價值觀的人們會認為，提出這些理由並不重要，甚至並不必要。隻要說大多數人都這樣，理由就足夠充分了。
迪爾凱姆曾提出“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的區分，前者如家庭，人們一出生，就不知為什麼（沒有任何目的的）聚在了一處，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機械的團結；與此相對應的是為某種特定的目的聚在一起的人群，比如商業團體、宗教團體等等。在我看來，大概率價值觀屬於“機械團結”的範疇。它是沒有特定目的的人群所擁有的價值觀。它的產生僅僅是因為在這個人群裏多數人是這樣生活的，都持有這樣的價值觀。
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的一個明顯區別在於，前者宗教的作用很容易察覺，後者有形的宗教較為少見，眾人就起了宗教的作用，社會本身就是上帝。這就是說，“從眾”行為在我們這裏，帶有宗教信條的性質，在極少數人和大多數人發生衝突時，這少數人不僅是冒犯了眾人，而且他們身上還帶上了宗教異端的色彩。而大多數人是那樣的喜歡做衛道士，好像他們是神職人員。這就解釋了在我們的社會中，喜歡標新立異的人為什麼這麼少，“中庸”的思想為什麼這樣深入人心。人們總是寧願把自己淹沒在“絕大多數”之中，這不僅使他們感到安全，而且最符合這個社會的價值觀。
大概率價值觀在我們的社會中除了起到宗教的作用之外，還起了第二立法者的作用，甚至法律在大概率價值觀麵前也會變得沒有力量，因為“法不責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