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蘭彬（1816—1895）在79年的生涯中，經曆了清朝五個朝代：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和光緒朝。嘉慶、道光年間，是陳蘭彬的青少年時代，他出生在詩書世家，從小聰敏過人，理所當然地走上科舉之路。鹹豐年間，是陳蘭彬科舉成名，初露鋒芒的時期。同治和光緒年間，是陳蘭彬一生中最有作為，也是對國家有所貢獻的時期。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特征，陳蘭彬在19世紀70年代活躍在國內外政壇上，那個時代的特征，用當時人的話來說，就是：中國麵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再簡單地說，“變”就是當時的時代特征。無論動機如何，朝野上下願意與否，“變”已經成為事實。所謂變，就是過去沒有做的事，現在做了。陳蘭彬恰好生活在大變局的時代，又奉清政府之命走向世界，做的是前人未做過的事。
這個時代無論世界或是中國都發生巨變。工業革命使西方國家無與倫比地強大起來，隨之也叩開中國的大門。列強用洋槍大炮敲開了中國的大門，這些曾被稱之為“夷狄”的人用大炮向中國說明，他們不是貢使。在戰爭的整個過程裏，“中國以中世紀的武器、中世紀的政府、中世紀的社會來對付近代化的敵人”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頁。，戰爭以嚴酷的事實暴露了東西之間的差距，也把中國轟出中世紀。自此以後，外人破關而入，無孔不鑽，東突西撞，令清政府來個措手不及。文學家錢鍾書形象地說：“咱們開門走出去，正由於外麵有人推門，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錢鍾書序。外國人來了，哪怕我們不情不願，也隻好走向這個世界，因為我們絕沒有辦法走出這個世界。
在先進的西方和落後的東方的國際格局下，中國顯得無可奈何、措手不及但也無法抗拒，於是，就以小變應對萬變，開始了變法圖強的洋務新政，變得快，變得廣。19世紀60年代以後，部分士大夫已認識到中國麵臨著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人稱之為“變動”，亦有人稱為“變端”、“創事”、“創局”等，不過稱之為“變局”較普遍。廣東巡撫黃恩彤說，中國已經麵臨幾百年來最大的一次變動。丁日昌斷言，中西接觸的擴大是一千年來所發生的最大的一次變化。李鴻章在一封信中寫道，中西雜處之勢方興未艾，這種情況是不可變更的。王韜亦指出，“現在，外國人從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向中國聚集，這的確是史無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變局”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頁。。無論怎麼個說法，總離不開一個字：“變”。也就是說，部分中國人已意識到世界在變，中國不得不變。古代史往往幾十年、上百年並無多大變化，近代每幾年、每十年就來一個大變化。這是古今的不同，如何地麵對變幻莫測的世界風雲？郭嵩燾認為，新形勢就像一把兩刃刀。它可以加害於中國，也可以有利於中國，這要看中國是否能因勢而利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下卷，第191頁。於是，從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中國掀起了“洋務運動”，又稱“同治中興”、“同光新政”，海外學者則多稱“自強運動”。這是“采用資本主義外殼以保持封建主義統治的一種自救運動”，是中國早期的近代化運動。為期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對19世紀後半期的中國曆史產生過一定的作用。就洋務運動的內容看，它建立了一批近代化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創置了科技、文化、教育方麵的近代設施。這些內容以及相關觀念的變化，構成了近代化一小步。從人的角度看，辦洋務關鍵是人才，要有新型的人才。培養一批懂洋務，通達外情，理解科學的人才尤為重要。國內同文館、西學堂紛紛建立，為廣開渠道培養人才，又開始了派出去培養人才的途徑。留美教育就是在這改革時代應運而生的新事物，陳蘭彬也就在這個變革的時代被推上前沿，成為活躍在國際舞台上的風雲人物。
新局勢給中國帶來了外交問題，也帶來了晚清外交的轉型。薛福成、丁日昌、王韜等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中國必須拋棄與外界打交道的傳統方法，以便尋求新的方法。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與西方國家沒有發生近代意義的外交關係，更談不上建立近代意義的外交機構。然而，當中國固步自封的時候，世界卻一日千裏地發展。西方早在17世紀就走出中世紀，步入近代。近代的外交製度與外交理論在原來傳統的基礎上已發生了演變。各國先後建立了主管外交事務的中央機關，也逐漸產生各國主權平等的外交理論，形成近代外交新概念。盡管不同國家對外交理念有不同的解釋，但都能理解為外交是各獨立國家，基於主權平等的原則，通過談判交涉的方式，解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麵對如此大的差距，隨著中外交涉的日益頻繁，中國不得不對外交來一番大動作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