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素來相信：個人從一“落草”開始就被社會“綁架”，為社會潮流所挾裹；置身其間，隻有不斷自我救贖，方能不被社會“撕票”，作為人存立於這個社會。對於命運多舛的非洲，置身於曆史發展進程中的非洲，又何嚐不需自我救贖，方能不被世界史拒之於門外，有自己的動作呢？
本書寫作的過程是我重新認知非洲的過程，非洲以她的深邃曆史、璀璨文化、深重苦難、多舛命運，拷問我曾漠視過她的靈魂，讓我投以敬畏而篤定的目光，重新審視她傳承的千載文明，延續未來的人性之美。
較完成其他論文而言，本書的寫作是我學術旅途上一個深深的足跡。盡管蘇軾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複計東西。”我卻沒有飛鴻那麼灑脫，心裏揣著惶恐和忐忑。因為本書得以撰寫出版，還受益於諸多良師益友的提攜和關愛，得益於不少前賢方家關於非洲研究的資料和觀點，其中包括不少電子書籍，由於征引減簡，摘錄倉促，未能各自標明。因此，若本書僥幸有零星思想火花的閃爍，那也是因為我立足於前人的研究和洞見。
無以免俗，卻發之於心。我要向我的導師、原中國傳媒大學校長劉繼南教授表示誠摯的謝意，她像母親關心自己的孩子一樣關注我的學業和工作，沒有她對我的厚愛、學習和生活上的幫助，讀書學習期間的任務幾乎是我不能承受之重。她平素布置給我的科研任務、化零為整的論文寫作方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的指導方法，將使我受益終身。而導師在為人、治學、執事上獨樹一幟之作風及建樹，令我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感喟。因病辭世的原中國傳媒大學當代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劉洪潮教授，對當今國際時事、國際新聞研究有獨到精辟之判斷，就本書選題、框架搭建、資料搜集等方麵，我曾三次叩門請教於他。劉教授知無不言，悉心點撥，縱有身體不適，亦不辭其煩。他對學生之愛，擔當責任之心，是我學習的楷模。
原國際傳播學院副院長陳衛星教授博學多識，長於哲理思辨；歐洲傳媒研究中心主任劉昶教授頗有紳士之風，熟稔歐洲傳媒研究。兩位老師在學術規範、治學方法上給我諸多啟迪。廣告學院副院長張樹庭教授、電視與新聞學院副院長雷躍捷教授、黨報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武錄教授，以及趙雪波博士、段鵬博士、張毓強博士等老師，為本書選題確定、框架搭建和最後完善提供了熱忱的幫助。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還向新華社原駐非洲高級記者歐玉成、新華社現駐非洲記者張崇防、西亞非洲研究所張宏明研究員等請教過相關非洲問題。
感謝我大學時代的老師莫雍中先生，作為上世紀六十年代複旦大學中文係的才子，他在特殊時代到江西宜春市支教並毅然決然地留下，其為人治學之風範令我景仰。我沒能在課堂上聆聽他說“紅樓”論“西廂”，卻能有幸在先生退休後經常拜訪他，接受他耳提麵命之教誨。先生宅心仁厚，知我家境貧寒，屢屢傾力相助，我走到哪，他對我的關懷就播撒到哪。先生之愛，厚地高天。
我要感謝我的家人，他們默默承擔諸多本該是我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讓我能夠潛沉學術和工作，心無旁騖。長眠於九泉之下的父親，冥冥中以他在天之靈佑護著我，而我已經七年沒有在他的墳前插上芬芳的野花了。寒食來臨，煙柳低垂，江南又綠。借東風以憑吊、用此書以告慰養我疼我，而我卻未來得及贍養的父親。
最後，感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社長蔡翔先生、總編輯閔惠泉先生對本書出版的支持，感謝編輯歐麗娜和羅剛對本書編輯付出的辛勤努力。
作者謹識
二〇〇九年四月 北京中國傳媒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