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起《山海經》，我想起了發掘半坡遺址時的一段幸運的際遇。
1956年9月15日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後，專門組織了世界幾十個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來西安參觀，由省委負責同誌陪同，還來到了我們剛剛發掘的仰韶文化半坡遺址，留言對新中國文物政策和成績表示讚揚，使我們深受鼓舞。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當時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的鄧拓同誌的來訪。1955年學部成立大會上，我們曾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特別是我在作半坡發掘成果彙報時，他也在座，聽的很認真。1956年秋，他從蘇聯訪問回國，特地路過西安來看半坡遺址，我們一見麵，他就說：“興邦同誌，你們這個工作很有意義。”因為在學部成立大會上，他和顧頡剛先生最感興趣和重視的是半坡時代的社會生活情況。這次我對他能來參觀指導表示非常歡迎，便帶他去看發掘現場，當時發掘的遺存，都用草席蓋著，我一個個地揭開來讓他看，給他解釋各個部分的功能和意義，他看的很仔細，提出來許多問題，我都一一作了解釋。最後他問，這裏在古代是什麼地方，我說了曆史沿革，他說古籍這樣的事跡，有多少記載，我說尹達同誌的原始社會史上，列舉了很多性質相似的傳說。但具體到這一問題，他相當肯定的說：“請你查查《山海經》，有沒有相似的記載。”我接觸的參觀學者中就他提出這個問題，也最切合曆史實際。由於他的提示我們從後來的研究求索中，發現了《山海經》中的記載不全是子虛烏有，而有真實的曆史背影。他的提示，引起了我們更多的重視和深思，他在工地流連忘返地看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他走了之後，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請他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指導性的意見和需要加強改進的地方。不久，他回了信，提出：叫我將重要發掘成果用通俗的寫曆史的筆調，寫一篇報導（包括發現事物和意義），要發表在人民日報第七版上，向群眾作曆史唯物主義的宣傳和教育。在學者中他是給我們留下最深刻而難忘的啟迪者之一。
我收到信，十分激動，這是中央領導同誌對我們工作的最大關懷和支持，是對新中國考古成果的重視，也是我們擴大影響、爭取領導和社會關注的一個難得的機會。我便和隊裏同誌商量決定題目、內容和寫法，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題目是《我們祖先在原始社會時期的生活情景》，用寫實文學的筆調，生動活現地將重要發現做了綜合報導，約五千字左右。寄走不久，即在1955年11月6日人民日報學術版全文刊載。發表後，引起了很好的社會效應，得到了廣泛的注意和重視。沒有多久，我就接到解放軍一個服役戰士的來信，他說他讀了之後，覺得很有意義，才知道數千年前我們祖先的社會生活情景，對群眾了解古代曆史很有好處，並建議能否編成劇本，製成電影向廣大群眾放映，以起到對群眾進行曆史唯物主義教育的作用。《新華月報》也作了全文轉載，我也將這些意見向文化部門及領導作了反映。1956年春我們在侯馬開會，謝元璐同誌（當時社會文化管理局的秘書，王冶秋同誌的學生）對我說，“老石，你那篇文章冶秋同誌很讚賞，他說這是文博考古界近年來最好的文章，既通俗易懂，又富有知識性，你不能說沒有科學性。”從這個話題，我們談起文物考古工作如何將取得的成果轉化為社會精神財富，進而為廣大人民所采取利用的問題。他談到了許多設想和見解，覺得半坡這種模式是可取的有效途徑之一。
由於鄧拓同誌的指示，我也更加重視這一問題，的確，《山海經》中的各種記述與古代先民的生活實際是密切相連的，我也曾想過對這一曆史文獻進行整合研究，但因為忙無暇顧及就放下了。其實，有這種想法的不隻我一個人，今天克林同誌這一部研究編著，便是代我們向鄧拓同誌交了差，圓了大家的理想和作為，其功甚大、影響頗巨。我們也可以以此書的出版來懷念和感念傑出的中國共產黨人鄧拓同誌，今天我們可以無愧的對他說：我們已經完成了您的期望和囑托，為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的發展在前進道路上樹立起一幢豐碑，不過這不是石興邦而是王克林同誌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