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來到中國。
他們結識了中國人，接觸了中國共產黨，並且站在了當時還很弱小的紅色力量這一邊——這成為他們後來被稱為的主要緣由。
這份友誼伴隨著共產黨的成長壯大，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芒。
這份理想指向一個獨立、民主、沒有腐敗、沒有壓迫的新中國。
站台的一次偶然相逢
兩人都沒有想到，日後他們會因為中國而結為畢生的忠誠朋友和合作夥伴，並且被賦予一個相同的重要稱呼——“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不過顯然，在他們相逢的1929年夏天，這兩位“老朋友”還是兩個世界裏的人。
1929年6月，張家口。
一列火車正從這座位於河北西北部的城市緩緩駛出，一路向西，沿平綏鐵路開往綏遠的薩拉齊。
乘坐這趟火車是件苦差事。連年的軍閥混戰導致民生凋敝，人們營養不良，就連火車也跑不動了——因為機車和車廂保養不善，行駛速度極慢。從北京到張家口短短200公裏的距離，竟花了一天一夜。從張家口開出後，前方的旅程還有三個晝夜。
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這趟火車雖然是載人的客車，用的卻是無頂的貨車車廂，旅客們都坐在地板上。途中不巧遇上大暴雨，蓋在車頂的破篷 布完全無法抵禦雨水的入侵，車廂內又濕又悶，擁擠而肮髒。
這些車廂就像是彼時中國的一幅縮影——潦倒破敗的環境中擠滿了饑腸轆轆的窮人，正駛向一個目的地，但速度極其緩慢，叫人看不到希望。
中國的西北部更是如同人間地獄，天災頻仍，人禍不斷，連年的旱災導致的饑饉已經奪去了不少人的生命，而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的土匪搶劫、軍閥混戰、稅吏橫征暴斂、地主巧取豪奪更讓人失去最後的希望。在列車行駛的目的地綏遠，1929年開始的一場大饑荒正吞噬著200萬條生命。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生活得如此不堪。這趟火車駛離張家口時，掛上了一節環境舒適、設備齊全的專用車廂，裏麵隻坐了兩個人。用今天的話來說，那是一節“VIP車廂”。
這趟同時掛著最破舊車廂和最豪華車廂的列車在鐵道上走走停停。如此怪異的情景，也好似貧富差距驚人的中國。
火車在一個小站長時間停車時，破舊車廂裏的旅客紛紛下車透氣。32歲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隨人流走向站台，他想下車吹幹自己被雨水淋濕的衣服——那皺巴巴、濕乎乎的卡其襯衫和短褲讓他看起來狼狽不堪。
24歲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也下了車。站台上的人群中，他完全是一個格格不入的異類，這不光因為他是外國人，更因為他乘坐的是那節VIP車廂，因此衣物十分整潔服帖，神情也與那群愁苦的以農民為主的旅客全然不同。
兩位外國人都發現了對方，走到一起寒暄起來。
這是艾黎與斯諾的第一次見麵，但他們隻匆匆交談了幾句。兩人都沒有想到，日後他們會因為中國而結為畢生的忠誠朋友和合作夥伴，並且被賦予一個相同的重要稱呼——。
不過顯然，在他們相逢的1929年夏天，這兩位“老朋友”還是兩個世界裏的人。
當時，斯諾的身份是《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的助理編輯和記者，這份報紙由美國人在上海創辦，讀者包括在華外僑和海外關心中國的外國人，影響力頗大。南京國民政府的交通部邀請斯諾在中國鐵路沿線進行旅行采訪，通過他的報道宣傳中國的旅遊，讓西方人相信到中國旅遊是可行、安全和舒適的。
不論這樣的宣傳是否屬實，起碼，斯諾的鐵路之旅是安全而舒適的。他不僅享用了VIP車廂，還有一名姓胡的官員專程陪同，擔任向導和翻譯。
但斯諾感興趣的不僅僅是沿途的旅遊風光，否則他不會選擇去綏遠。這位天生具備強烈好奇心的記者不希望成為單純的傳聲筒，他想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一切，當他抵達張家口後，發現西邊正遭受著可怕的災難。在他的堅持之下，他們的VIP車廂才得以掛在艾黎乘坐的那列載人貨車後麵，一起朝受災嚴重的旱區進發。
在站台相遇後，斯諾邀請艾黎去他的VIP車廂坐坐，享受享受舒適的設施，但那位姓胡的官員看了一眼艾黎，便傲慢地拒絕了他的要求。
艾黎絲毫不感到慍怒，他很高興地回到農民夥伴中間，坐在地板上搖晃到了薩拉齊。在那裏，他將參與國際賑災委員會的救災行動，修築一條灌溉渠。
和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斯諾比起來，艾黎與底層民眾走得更近，他並不認為自己返回那肮髒的貨車車廂是什麼羞辱。
這與艾黎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關。艾黎的父親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認為隻有國營工業化農場才是解決土地問題的出路。他從小受到的教育是尊重教會，但他卻摒棄了教會。他不讓自己的孩子上主日學校，說這是因為他不願在孩子自己能作出決定或理解人生之前把信仰強加於他們。
“我相信宇宙間有神主宰著生命與演變，但我不信基督是上帝生的兒子，他隻是人類一位偉大的領袖。我喜歡進教堂去唱和聽美麗的聖詩，卻不會背教義，不過我還是信基督的教導的。”艾黎的父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