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自認為自己手中的數據是準確無誤的，並且也從一開始認定了趙禎是在動用密庫或是內庫的財力“支援”官營買賣和蔡記。
這老倌是個講證據的人，在證據麵前絕不低頭，更不會徇私，對趙禎他是尊重的，隻不過在他看來皇帝的“不法”亦是要據理力爭。
巧了，趙禎也是一個講證據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對朝臣寬仁的帝王。
在他看來包拯的“激動”不是因為細枝末節，相反是在維護大宋的利益，維護國法的方正，這樣的行為自然是得到趙禎打心底裏的敬佩。
做了這麼多年的皇帝，趙禎深知不是每一個臣子都有用於上諫的勇氣，甚至可以用稀少來形容。
包拯最擔心的便是自己挪用了內庫或是密庫的錢財來幫助蔡記和官營買賣，這樣一來帝王打壓商賈的手段便違反了規則，也不是那麼的充滿公正嚴明。
大宋的臣子和別的朝代不同，他們的想法一般都是這樣，即作為天下之主的皇帝可以擁有特權，但你辦的事情要附和禮法和規則。
若是你一開始便破壞這種規則，所有人都可以忍氣吞聲，誰讓你是皇帝呢？
但若是你遵守規則，參與其中之後，發現自己並不能完全掌控一切，於是便用特權來破壞規則，這便是不能忍受的事情。
這樣的行為在所有人眼中，不是帝王在使用特權，而是小人行徑。
雖然這是互相矛盾的事情，但在某些程度上還是起到了對皇權的約束作用，並且趙禎也沒有對這樣的思想進行幹涉。
大宋正處於一個思想變動的時期，這皆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學術思想不斷出現所導致的，這些思想中有些甚至比較極端，認為華夏的曆史就是漢家在譜寫，和其他的民族沒有任何關係，世界上也隻有漢家才能稱得上是正統，其他的任何文明都是鄙夷的存在，都是荒蠻未開化的存在。
國家的的強大必然會出現民粹主義，即便是深受儒學熏陶，擁有更多包容性的漢家王朝也不能例外。
強大的力量和財富已經讓有些人飄飄然了，但趙禎從未有過這種放鬆。
包拯便是朝臣中的代表，他代表的不是民粹主義，而是理智和禮法，這兩樣東西幾乎是朝堂上最為看重的。
包拯隻是其中之一，以範仲淹為首的士大夫階層幾乎都是禮法和智慧的擁躉。
當然，這在趙禎看來也是好事，尊重禮法的人，自然也尊重法律，同時也在不自覺中成為法律的擁護者，依法治國難道不是一件好事？
當然，趙禎也要懲治包拯的逾越，皇權神聖不可侵犯，這是封建時代的準則，也是趙禎維護自己權威的必須手段。
在朝堂上當中宣讀《認罪疏》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最少對包拯的臉麵來說有一定打擊。
但這老倌跟本就沒在意，他之所以發愣不是因為趙禎的處罰太重，相反他覺得自己在皇帝麵前逾越，應該受到更重的處罰才是。
包拯這不是傻子，之所以如此做，憑著逾越被罰也要把這件事的嚴重性向趙禎說明。
對付這樣執拗的人，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證據摔在他的麵前，趙禎便是如此，一份來自蔡記和官營買賣商號的文書摔在包拯的腳邊時，這老倌便立刻不說話，向趙禎一禮之後便開始審閱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