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白發教授到販夫走卒，從黃土高原到美利堅帝國，到處有人向你販賣“金庸”的招牌。從來沒有一個作家的作品，能像金庸的武俠小說那樣廣受歡迎。也從來沒有一個人的政論文章使得一家報紙發跡進而成功，成就了一個文化人的商業夢想。金庸用自己的筆墨創造了兩個奇跡：其中一個在中國文學史，一個在中國新聞史。金庸以武俠小說名垂後世，查良鏞則以政論聞名於當今。帶著自己的14部武俠小說和《明報》多年的政論文字，金庸以理性之手和感性之手的寫作獲得了嘖嘖稱讚。其研究者張圭陽在《金庸與報業》中認為：“要是沒有金庸，香港也會有一份知識分子報紙出來，但品位會不一樣，因為《明報》體現了金庸的品位。”
金庸，本名查良鏞，生於1923年，浙江海寧人。他小時候的理想是當一名外交官，後他如願考進中央政治大學外交係。後來因為“行俠仗義”，打抱不平退學。1948年底“身無分文走香江”，查良鏞開始白手打天下。
行內人常說：查良鏞的第一生命是報業，第二生命是電影。早在武俠生涯之前，金庸以林歡的筆名編寫電影劇本《絕代佳人》，經常獲獎。金庸寫武俠純粹是是被逼的，當時為救《新晚報》每日一篇“武俠”的急，1955年，從未寫過小說的金庸開始寫《書劍恩仇錄》。1956年金庸再為《香港商報》連載《碧血劍》；到1958年《射雕英雄傳》獲得極大成功。
1960年代的香港，充斥了難民、小市民、移民和殖民者，雞零狗碎的市民文化大行其道。而武俠小說就正好滿足了民眾的此種需求，金庸的武俠小說一時石破天驚，人手一冊，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氣勢。也因此金庸發現這是一個賺錢的行業，於是夥同中學同學沈寶新籌備出版日報。這就是出資10萬於1959年出籠的《明報》。那時香港的報紙，大體有二類，一類是比較高層次的如《星島日報》、《華僑報》等；另一類是低層次的如《響尾蛇》、《超然》等，以色情為招徠，迎合男性讀者的低級趣味。早期的《明報》以小說及趣味資料為主，每日出版一張。35歲的金庸希望《明報》成為一份“走偏鋒”的小報，利用小市民感興趣的話題，再配上他的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發家製富。
金大俠大手筆拯救《明報》
《明報》創刊初期，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們的助手。盡管他們不斷更改副刊內容，改變新聞路線，金庸更是抱病撰寫《神雕俠侶》，但是《明報》還是一步步滑向“聲色犬馬”之路，銷量在千份之間起伏，第一年虧空嚴重。據《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兩人喝。”那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要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
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當時金庸的武俠在《商報》上連載已擁有大量讀者。許多人為了看金庸武俠，開始關注《明報》。慢慢金庸的武俠小說打穩了《明報》基礎，加上沈寶新的經營手法，《明報》的廣告業務穩步上升。
1960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局為金庸的出人頭地提供了機會，金庸拯救《明報》也靠的就是這個時候的社論，特別是1962年“難民潮”事件的報道社論。此時，《明報》才開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難民潮”結束之後，《明報》一改報格，從一份側重武俠小說、煽情新聞和馬經的“小市民報章”，提升到一份為讀書人、知識分子接受的報章。1962年7月銷量跨過3萬份。到1963年，《明報》已完全擺脫財政窘境，平均日銷量是5萬份。
“文化大革命”為《明報》樹立了“言論獨立”的形象。當時《明報》開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關大陸的消息，滿足了香港人對大陸一無所知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報》成為報道中國消息的權威。也從此開始，金庸成為自由知識分子的英雄偶像。基於延續中國傳統文化的考慮，金庸1966年創辦《明報月刊》，自任月刊總編。後胡菊人出任總編，長達十三年。胡菊人將《明報月刊》經營成一份綜合性的高水準讀物，形成了一個全球高級學術刊物。1968年，又創辦《明報周刊》，經數年發展，也成為娛樂周刊中的佼佼者。
1960年代，金庸的名言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少做工夫，多歎世界”，被人認為是“亦正亦邪”的文人。金庸有自己的理想，更有縱橫捭闔的謀略，在香港是“馬基亞維裏型的知識分子”。金庸的“政治現實主義”使得他在台灣、大陸、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勢力的博奕中得到大家認可。從1970年代開始，他成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勳銜。撒切爾夫人首度訪華，金庸單獨會晤撒切爾夫人。他出任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改製小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會見過鄧小平、胡耀邦和江****等許多中國最高層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