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一章 達爾文的論敵(1 / 3)

演化是事實,地球上所有生物彼此都是親戚,也是事實,認真的生物學家從未懷疑。不過,有些生物學家對達爾文的演化論(解釋演化如何發生的理論)卻有懷疑。有時他們的懷疑隻不過是文字遊戲罷了。例如疾變演化論就可以說成是反達爾文理論的。我在第九章論證過,疾變演化論其實隻是達爾文演化論的小變體,根本算不上“反”達爾文。但是的確有學者提出了不折不扣的反達爾文理論,與達爾文理論的要旨針鋒相對。本章主題就是這些達爾文理論的論敵。它們包括我們叫作“拉馬克理論”的各種版本,以及其他的觀點,例如中性論、突變論、與創造論—三不五時就有人將它們提出來,說是可以替代達爾文的天擇論。

在對立的理論中論是非,檢驗證據就成了,這是明擺著的正道。舉例來說,學界一向否決有拉馬克風味的理論,理由正當,因為它們從來沒有健全的證據支持(倒不是沒有人下過工夫找證據,有時狂熱的拉馬克信徒抓狂到偽造證據的地步)。在這一章裏,我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主要是因為已經有許多書檢驗過證據,並得到支持達爾文理論的結論。我不再以證據核對達爾文與論敵的論證,我要采用比較玄想的路數。我的論點是:在已知的演化理論中,達爾文演化論是唯一在原則上可以解釋生命某些麵相的理論。要是我是對的,就算達爾文的理論根本沒有證據支持,我們仍然可以青睞它,拋棄它的論敵,而且理直氣壯。(用不著說,其實達爾文演化論是有證據支持的。)以比較張皇的形式鋪陳這個論點,就是做預言。我預言,要是在宇宙另外一個角落發現了一種生命的形式,無論它在細節上與我們熟悉的多麼不同或怪異,但是在一個關鍵麵相上,它們與地球上的生命十分相似:它們會演化,而且演化機製就是達爾文天擇的某種形式。不幸這個預言在我們有生之年絕對沒有機會驗證,但是它仍不失為一種張皇其詞的方式,用來凸顯關於地球生命的一個重要真理。達爾文的理論在原則上可以解釋生命。傳世的其他理論沒有一個在原則上能夠解釋生命。我會證明這一點,以下我要討論天擇論所有的已知論敵,我不會以證據論證它們的得失,而是討論它們是否能恰當地解釋生命。

首先我必須界定“解釋生命”是什麼意思。用不著說,生物有許多性質,其中有些也許論敵也可以解釋。關於蛋白質分子的分布,有許多事實也許是基因的中性突變造成的,與天擇無關,我們已經討論過。不過,我想揀出一個特別的生物性質,論證隻有達爾文天擇論才解釋得通,而論敵全不成。這個性質就是在本書反複出現的主題:複雜的適應(adaptive complexity)。生物都能適應各自的棲境,達到生存與生殖的目的,它們的適應手段花樣繁複,不可能無中生有忽地就出現了。以概率來說,也不可能。我步武培裏,用過眼睛做例子。眼睛有兩三個“設計”良好的特征,可以想象成一次意外事件的結果。但是一個適應良好的器官,若由許多零件組成,每個零件不僅稱職,零件之間還能互相契合,就不能再用意外、偶然之類的機製解釋了。達爾文提出的解釋,當然也讓偶然扮演了一個角色,那就是基因突變。但是偶然由天擇逐步過濾、累積,涉及許多世代。本書其他各章已經說明過,這個理論對複雜的適應可以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這一章我要論證:已知理論中除了天擇論,其他的都做不到。

我們就拿達爾文最著名的曆史論敵來開刀吧。我說的就是拉馬克(Lamarck,1744~1829)。拉馬克在19世紀初提出生物演變論,當時算不上達爾文演化論的論敵,因為達爾文直到1809年才出生。拉馬克超越了他的時代。18世紀的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支持生物演變論,包括達爾文的祖父伊拉斯謨(Erasmus Darwin,1731~1802),拉馬克也是其中之一。就這一點來說,他們是對的,有資格受後人的景仰。拉馬克也說明了生物演變的機製,是當時最好的演化理論。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假定:要是達爾文演化論在拉馬克生前就發表了,拉馬克一定會拒絕接受。事實上拉馬克過世時,達爾文還在念劍橋大學呢。而拉馬克的不幸是,至少在英語世界中,他的名字令人想起的是他犯的錯誤(他的演化論,即說明演化的理論),而不是他的正確信念(演化是個事實)。

本書不是曆史書,我不會對拉馬克本人的作品做學究式的文本分析。拉馬克的文字中有一絲神秘主義的氣息,舉例來說,他對進步有強烈的信念,認為生命會向上攀升,令許多人想象冥冥中似乎有個生命階梯,即使現在還有人這樣想(譯按:因此有人將evolution譯成“進化”);拉馬克談到動物為生存而奮鬥的用語,可以解釋成動物好像有意識地想要演變。我要從拉馬克的論述中演繹出那些不具神秘氣息的成分,它們至少乍看之下似乎能夠解釋演化事實,足以與達爾文的理論分庭抗禮。這些成分基本上有兩個:“後天形質可以遺傳”與用進廢退原則。現代的新拉馬克主義者從拉馬克著作中揀出的正是這兩個。

用進廢退原則是說:生物的身體,經常使用的部位會發育得更大,沒有使用的部位往往會退化。要是你鍛煉某些肌肉,肌肉就會發達,從未運用的肌肉會萎縮,這是早已觀察到的事實。檢查一個人的身體,我們可以分辨哪些肌肉經常使用,哪些肌肉極少使用。我們甚至還能像福爾摩斯一樣,根據他的肌肉狀況猜出他的職業或娛樂方式。健身迷就是利用用盡廢退原則來“塑”身的,好像身體是件雕塑作品似的;他們的身體形態並不自然,隨著流行時尚而變。身體對這種操練方式有反應的部位,並不隻限於肌肉。要是你赤腳走路,腳底就會形成厚繭。

銀行職員與農民,光看他們的手就能分辨了。農民由於粗活幹得久,手上都長了繭。就算銀行職員手上也有繭,最多隻是中指拿筆的地方結個小繭罷了。

用進廢退原則使動物更能適應它們生活的世界,隻要它們繼續在那個世界中生活,就能適應得越來越好。人類直接暴露在陽光下或缺少陽光照射,皮膚的顏色都會變化,以適應特定的當地條件。照射太多陽光很危險。迷上日光浴,膚色又很淡的人容易得皮膚癌。照射的陽光太少又會使身體缺乏維生素D,導致軟骨症,有時居住在北歐(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黑人就會犯這毛病。在陽光照射下,表皮會合成黑色素(melanin)擋住陽光,保護表皮下的組織不受陽光傷害。要是一個皮膚曬黑的人搬到太陽不常露臉的氣候區去,黑色素就會消失,使身體能夠利用稀少的陽光合成維生素D。這可以當作用進廢退原則的例子:皮膚使用了之後就變成古銅色,不用了就變回淡色。不過,有些生活在熱帶的族群,黑皮膚是遺傳的,而不是陽光照射的結果。

現在要談另一個主要的拉馬克原則,就是後天形質可以遺傳給未來世代的想法。所有證據都顯示這個想法根本就錯了,但是過去大家都相信它是事實。它也不是拉馬克發明的,拉馬克隻不過將當時的民間智慧融入他的思想係統中罷了。

現在在某些圈子裏,它仍然被奉為真理。我媽有隻狗,偶爾會裝蒜,提著一條後腿,以三條腿一瘸一拐地走。有個鄰居有一隻老一點兒的狗,不幸車禍中喪失了一條後腿。她相信我媽的狗一定是她的狗下的種,證據就是我媽的狗很明顯地是從老爸那裏遺傳了瘸腿的。民間智慧與童話充滿了同樣的傳奇。許多人都相信後天形質可以遺傳,或者情願相信。20世紀之前,它在生物學界一直是主流理論。

達爾文也相信,不過他的演化論沒用上,因此我們沒想到達爾文與這個想法有關。

要是將“後天形質可以遺傳”與用進廢退原則結合起來,我們就有了一個看來可以解釋演化改進(進化)的理論了。它就是我們通常叫作拉馬克演化論的玩意兒。要是連續幾個世代的人都在崎嶇的地上赤腳走路,使腳底長繭,那麼每個世代腳底的繭都會比前一世代稍微厚些。每個世代都沾了前個世代的光。最後,嬰兒一生下腳底就很厚實(其實這是事實,不過理由不同,我們下麵會討論)。

如果連續世代都生活在熱帶的陽光下,他們的皮膚會變得越來越黑,因為根據拉馬克理論,每個世代都繼承了前一世代曬黑的皮膚。最後,他們一生下皮膚就是黑的(這也是事實,但不是因為拉馬克所說的理由)。

最有名的例子是鐵匠的手臂與長頸鹿的頸子。在世代以打鐵為業的村子裏,每個人的手藝都是從自己的高曾祖繼承來的,因此他也從祖先繼承了鍛煉有素的肌肉。他們不隻坐享前人的成就,還連本加利地遺傳給子女—加入了自己的改進成果。長頸鹿的祖先頸子並不長,但是它們無論如何都得吃到樹上的葉子才能活命。它們拚命地伸長脖子,因此拉長了頸部的肌肉與骨骼。每個世代最後脖子都比前一個世代長一些,並將這份成就遺傳給下一代。根據純粹的拉馬克理論,所有的演化改進(進化)都源自這個模式。動物基於需求努力奮進。它在奮進中使用到的身體部分就會增大,或者朝適當的方向變化。變化結果遺傳給下一代,然後這個過程繼續進行。這個理論的優點是,這是個累積的過程—我們已經討論過,任何一個演化理論若想在我們的世界觀裏扮演一個角色,這個特征不可或缺。

對某些類型的知識分子以及一般大眾,拉馬克理論似乎非常動人。有一次有位同事向我請教,他是著名的馬克思學派曆史家,很有教養,知識淵博。他說他了解就事實而論,拉馬克理論似乎站不住腳,但是難道真的不可能它也許是對的?我告訴他以我之見毫無希望,他以誠摯的遺憾接受了我的看法,他說為了意識形態的理由,他希望過拉馬克理論是真的。因為拉馬克理論似乎能讓人產生積極的希望,認為人性會不斷向上提升。蕭伯納(1856~1950,192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於1922年為劇本集《回到瑪土撒拉》(Back to Methuselah)寫了一篇長序,熱烈鼓吹後天形質可以遺傳的想法。(譯案:根據《聖經》,瑪土撒拉是諾亞的祖父,享壽969歲。)他可不是根據生物學證據說話;他承認他一點兒生物學都不懂,而是對達爾文演化論的含義非常反感:

達爾文演化論似乎很簡單,因為起先你並不了解它的全部內涵。等到你恍然大悟,你會陷入極度的絕望中。那個理論講的是醜陋的宿命論,無論是美與智慧、力量與目的、尊榮與抱負都遭到駭人聽聞的貶抑,真是糟透了。

庫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也是著名的文人,對於他所謂的達爾文演化論的含義也無法容忍。古爾德嘲笑過他,說他生前所寫的最後六本書,其實攻擊的對象隻不過是他自己對達爾文演化論的誤解。古爾德說得對。庫斯勒提供的替代品,我從來沒搞懂過,但是可以算是拉馬克理論的一種晦澀版本。

庫斯勒與蕭伯納都是特立獨行的思想家。他們對演化的觀點與眾不同,也許沒什麼影響力。不過我還記得我才十幾歲的時候,蕭伯納在《回到瑪土撒拉》的序中的迷人說辭,使我對演化論的傾倒至少中斷了一年。在感情上,拉馬克理論極富吸引力,隨之而來的,是對達爾文演化論的敵意,這種情緒通過有力的意識形態,有時會造成更為邪惡的衝擊(有力的意識形態會替代思想)。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是個二流的農作物育種家,並不高明,但是政治手腕卻很高明。他狂熱地反對孟德爾遺傳學,狂熱地相信後天形質可以遺傳,不容置疑。

在大多數文明國家中,像他一樣的人,別理他就是了,不會造成什麼害處的。不幸李森科剛好生在意識形態壓倒科學真理的國家。1940年,斯大林任命他擔任蘇聯遺傳學研究所所長,因此他極有權勢。他對遺傳學的無知見解成為欽定教材,整個一代人在學校中隻能學到他那一套。蘇聯農業受到無法估算的損害。許多著名的遺傳學家被放逐、流亡,或下獄。例如世界知名的瓦維洛夫(N.I.Vavilov,1887~1943)是以可笑的誣陷罪名拘禁的(“英國特務”),經過冗長的審判過程,然後他在一間沒有窗子的牢房中死於營養不良。

“後天形質絕不遺傳”是不可能證明的。我們無法證明小仙子不存在,是同樣的道理。我們隻能說,有人看見小仙子的報道從未被證實過,傳世的所謂小仙子照片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美國得州在恐龍足跡間發現人類腳印的報道也一樣。

我要是明確地聲明小仙子不存在,不管如何措辭都不保險,因為說不準哪一天我真的會在我家花園盡頭看見一個背上有蟬翼的小人兒。後天形質可以遺傳的理論,也處於相同的地位。所有想證明後天形質可以遺傳的實驗,幾乎都失敗了。

那些似乎成功的例子,有些後來發現實驗結果是偽造的;例如庫斯勒以一本書報道的案例(1971)—產婆蟾蜍(midwife toad)—實驗者就以墨汁注入蟾蜍皮下製造實驗結果。其他的成功結果則無法在別的實驗室複製。不過,搞不好有一天有個人真的在花園盡頭看見了一個小仙人,巧的是這人不但神智清醒,手裏還正好有架照相機,你說怎麼辦?搞不好有一天有個人真的證明了“後天形質可以遺傳”呢。

不過,我們能說的就這麼多了。從來沒有可靠觀察記錄的事,仍然是可信的,隻要我們確實知道的事不會因而變得可疑就成了。有人說蘇格蘭尼斯湖(LochNess)中現在有一隻蛇頸龍出沒,就是所謂的尼斯湖水怪。我從來沒有見過足以支持這個說法的證據,但是即使有一天果真證實了尼斯湖水怪就是活生生的蛇頸龍,我的世界觀也不會受到衝擊。我隻會感到驚訝(或者高興),因為過去6000萬年的化石記錄中沒發現過蛇頸龍,要是有一小撮中生代劫餘族群仍活在世上,那麼長的時間都沒留下化石,似乎不大可能。但是發現了蛇頸龍不會陷重要的科學原理於不義。那隻不過是個事實。另一方麵,科學已經使我們對宇宙運作的機製有相當好的了解,大量而不同的現象都與這分了解十分契合,不免有些說法與這分了解不契合,或者至少難以調和。例如從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起就當眉批印在《詹姆斯欽定本聖經》上的創世年代—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禮拜天)創造了世界。那是北愛爾蘭阿爾馬(Armagh)主教烏舍爾(James Ussher,1581~1656)算出來的。這個說法不隻是不真實而已。它與當前的科學不相容,不隻是正統的生物學、地質學,與放射性的物理理論、宇宙學也不相容(要是6000年之前並無宇宙,我們不該觀察到6000光年以外的恒星;我們不該偵測到銀河係,也不該偵測到銀河係之外的1000億個星係)。

一個棘手的事實顛覆了整個正統科學的例子,科學史上並不是沒有。要是我們斷言曆史不會重演就太狂妄了。但是一個發現若有顛覆的潛力,衝擊重要而成功的科學成就,我們會自然而然地要求它通過高標準的驗證,而且理該如此,容易與既有科學兼容的驚人發現就不會。對於尼斯湖中的蛇頸龍,隻要我親眼看見,就會相信。要是我看見一個人在我麵前念念咒語就能浮上空中,我不會立即拋棄整套物理學,我會先懷疑我是否惑於幻視,或者讓戲法耍了。兩個極端之間並沒有楚河漢界,而是連續的變化,有的理論也許不真實,卻不難成真(如尼斯湖中有蛇頸龍),有的理論非得顛覆已確立的正統理論才可能是真實的(如人可輕易在空中漂浮)。

說真格的,拉馬克理論在這個連續區間中究竟處在什麼位置上?通常它都被擺在“也許不真實,卻不難成真”的一端。這兒我想論證,拉馬克理論或者說得更具體一些,“後天形質可以遺傳”這個理論,雖然與“念念咒語就能浮上空中”不是同一類的事,可它比較接近“浮上空中”的一端,而遠離“尼斯湖蛇頸龍”那一端。“後天形質可以遺傳”不屬於“搞不好是真的,但也許不是”那類事。我會論證,除非胚胎學中最不能割舍、最經得起考驗的一個原理被推翻了,“後天形質可以遺傳”才會是真的。因此拉馬克理論必須受更為嚴苛的檢驗,“尼斯湖水怪”隻會引發例行的理性警戒,層級還不夠。那麼,為了接受拉馬克理論,必須顛覆哪一條廣為接受並經過考驗的胚胎學原理呢?那就得花些工夫解釋了。可是費這個工夫解釋,難免令人覺得我橫生枝節,逸出本題,不過我想最後讀者一定會覺得功不唐捐。還有,我得提醒讀者,本章我想完成的主要論證,第一個就是:即使拉馬克理論能夠成立,它仍然無法解釋複雜適應的演化。請讀者留意,我還沒開始呢。

好了,我們要討論胚胎學了。單獨的細胞轉變成成年個體的過程,一向有壁壘分明的兩種看法。它們的正式名稱是先成論(preformationism)與突現論(epigenesis),但是它們的現代形式我會叫做藍圖(blueprint)理論與配方(recipe,或食譜)理論。早期的先成論者相信,既然成年個體是由單細胞發育成的,成體在那個單細胞中就已經成形了。他們有一個人還想象他能用顯微鏡看見一個迷你人(homunculus)蜷縮在精子內,而不是卵子!他認為,胚胎發育隻是個生長的過程。胚胎裏的成體具體而微,早已成形。我們可以想象每個雄性小人體內都有微小的精子,精子裏蜷縮著他的兒子,兒子體內有自己的精子,他的孫子蜷縮在裏麵。除了這個無窮回溯的問題之外,天真的先成論忽略了孩子也繼承了母親形質的事實,即使在17世紀這都是顯而易見的。為了公平起見,我得告訴你有些先成論者主張小人蜷縮在卵子中,論人數他們多得多了,主張小人在精子裏的人是少數派。但是無論主張小人蜷縮在精子裏還是卵子裏,都逃避不了前麵的兩個問題。

現代先成論就不受那兩個問題的困擾,但仍然是錯的。現代先成論—藍圖理論—主張受精卵中的DNA等於成年身體的藍圖。藍圖是真實對象按比例縮小的迷你玩意兒。真實對象—房子、車子或其他物事—是三維空間中的東西,藍圖卻是二維的。你可以用一組二維切麵再現一個三維對象,例如一棟房子:每一樓層的地板平麵圖、各個樓層的正麵圖等等。簡化維度圖的是方便。建築師可以用火柴棒與輕木製作模型交給營造商,但是一套畫在紙上的二維模型—藍圖—可以放在手提箱裏,便於攜帶,容易修改,根據它工作也比較容易。

要是想以計算機使用的脈衝碼儲存藍圖,並以電話線傳送到國內其他地方,就有必要將藍圖進一步化約,成為一維的形式。這並不難,隻要將每張二維藍圖掃描成一維信息,再記錄下來就成了。電視影像就是以這種方式編碼,再以無線電波傳送的。用不著說,壓縮維度基本上隻是編碼裝置的小事一樁。要緊的是,藍圖與建築物之間仍然維持點與點的對應。藍圖上的每一筆,在建築物上都有一個特定的點與它對應。我們不妨說,藍圖是鳩工建築之前就已成形的建築物縮影,盡管縮影是以較少的維度記錄的。

我會提到將藍圖縮減到一維中,當然是因為DNA就是一維碼。理論上,一棟建築物的縮小模型可以用一維的電話線傳送出去—一套數字化的藍圖,因此理論上將縮小的身體通過電話線傳送也是可能的。不過目前還做不到,要是做得到,我們就得說現代分子生物學證明了古代的先成論是正確的。現在就來討論胚胎學的另一個大理論吧,突現論,也就是配方(或食譜)理論。

烹飪書中的一份食譜,從任何一個意義來說,都不是蛋糕的藍圖。倒不是因為食譜是一維的字符串,而最後從烤箱裏拿出來的蛋糕是三維的對象。我們已經說過,一個縮小的模型掃描成一維碼,完全是可能的。但是食譜不是縮小的模型,不是對蛋糕的描述,從任何一個意義來說都不是一個點對點的再現。食譜(或配方)是一套指示,要是依序遵行,就能做出蛋糕。一個蛋糕真正的一維編碼藍圖,包括一係列的掃描信息,就像以細長的激光束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層層掃描。每層厚約1毫米,光束經過之處所有細節都編碼記錄下來;例如每粒葡萄幹、蛋糕屑的精確坐標都能從這批數據中檢出。蛋糕的每一個細節在藍圖上都有映射對應,兩者絲絲入扣。用不著說,這與真實的食譜或配方完全不同。烘焙好的蛋糕,細節與食譜上的字毫無映射對應之處。食譜上的字果真與什麼東西有映射對應關係的話,也不是出爐蛋糕的細節,而是製作過程中的步驟。

現在我們還不了解動物是怎麼從受精卵發育出來的,大部分細節都不清楚。

盡管如此,基因扮演的角色比較像食譜,而不像藍圖,這方麵的證據頗為堅強。

說真格的,食譜(或配方)是個相當合適的模擬,而藍圖幾乎在每個細節上都是錯誤的模擬,雖然初級的教科書中動不動就以藍圖做模擬(尤其是最近的教科書)。胚胎發育是個過程。它是有次序的事件序列,就像製做蛋糕的過程,隻不過胚胎發育有幾百萬個步驟,不同的步驟在身體各部分同時進行。大多數步驟涉及細胞增殖,產生大量細胞,它們有些會死亡,存活的會集合成器官、組織,以及其他多細胞構造。我們在前麵幾章談過,一個特定細胞會做什麼,不是由細胞裏的基因決定的—因為身體裏每個細胞都有同一套基因—而是基因組裏啟動了的基因。發育中的身體,任一部位、任一時間都隻有一小撮基因啟動。胚胎的不同部位在不同的時間,啟動的基因也不同。細胞中哪個基因在哪個時候啟動,由細胞內的化學條件決定。那個化學條件又受胚胎那一部位的過去條件支配。

此外,一個基因啟動了之後,它的作用還受製於作用的對象。一個基因若於胚胎發育的第三星期在脊髓尾端細胞中啟動,與它在第十六周在肩膀細胞中啟動,作用會完全不同。這麼說來,基因的作用絕不是基因自身的性質;在胚胎中,每個基因都必須與它所處位置的最近曆史互動(每個基因都在曆史脈絡中行動),基因的作用其實是“行動中的基因”表現出的性質。因此“基因與身體的關係可以模擬成藍圖與身體的關係”(基因組是建造身體的藍圖),根本是無稽之談。(還記得嗎?第三章討論過的生物形與“基因”的關係,也一樣。)基因與身體的每個細節沒有簡單的一對一映射關係,就像食譜上的字與蛋糕的構造細節沒有映射關係一樣。基因組可以視為實現一個過程的成套指令,就像食譜上的字,集合起來看是一組指令,為的是製做蛋糕。說到這裏讀者可能會有疑惑:那麼遺傳學家為什麼還能混飯吃呢?要是以上說的都是事實,那怎麼還能夠說什麼藍眼基因、色盲基因呢?更不要說做研究了。另一方麵,遺傳學家的確可以研究這種單一基因的作用,因此基因與身體構造細節不就有某種映射關係嗎?這不就是駁斥我的說法(基因組是身體發育的食譜/配方)的證據嗎?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不是”),不過請讀者務必了解其中的道理。

也許最容易看出其中道理的方式,是回到食譜的模擬。我相信你會同意:你無法將一個蛋糕分解成蛋糕屑,然後說“這一粒對應食譜上的第一個字,這一粒對應第二個字”,等等。以這個意義來說,你會同意:整份食譜與整個蛋糕有映射關係。但是現在假定我們改變食譜上的一個詞,例如將“泡打粉”這個詞刪掉,以“酵母”取代。我們依照新食譜烘焙100個蛋糕,再以舊食譜烘焙100個蛋糕。這兩組蛋糕有個非常重要的差別,這個差別是食譜上的一詞之差造成的。雖然食譜上的字詞與蛋糕的構造細節沒有點對點的映射關係,那個一詞之差卻與兩組蛋糕的差別有點對點的映射關係。“泡打粉”與蛋糕的任一部分都不對應,可是它的作用影響了整個蛋糕膨鬆的程度,以及最後的形狀。要是“泡打粉”從食譜上刪掉了,以“麵粉”取代,蛋糕根本不會“發”。要是以“酵母”取代,蛋糕會“發”,但是嚐起來會比較像麵包。根據原始食譜以及“突變”版本烘焙的蛋糕,一直都有明確、穩定的差異,即使食譜上的字詞與蛋糕構造的細節沒有對應關係。這是個很好的模擬,我們可以用來理解基因突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