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還
適應（adaptation）與歧異（diversity）是生命世界的兩大特色，自古就是西方生物學的焦點。解剖–生理學是研究生物適應的學問。而在生物歧異中理出頭緒，就是分類學研究，一直是理性的最大挑戰。至於這兩個研究主題有什麼關係，就很難說了，甚至沒有人覺得這是個問題。直到18世紀，現代“自然史”觀念建立之後，生物適應與生物歧異之間才建立了“曆史的”（同時也是“因果的”）關係。
所謂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源自“地層是在時間中堆棧的”觀察與推論：不同的地層代表不同的地球史時期。而不同的地層中，包含的生物化石不同，表示不同的地史時期有不同的生物相。因此地球上的生命也有“曆史”。地球史加生命史就是自然史。
第一位將自然史係統地整理發表的，是法國學者布豐（Buffon，1707~1788）。他的《自然史》自1479年出版，到1767年已達15冊，他過世前又出了7冊；他身後再由他人續了8冊。根據布豐的看法，在不同的地史時期地球的自然條件不同，因此各個地史期有不同的生物相。換言之，布豐以適應解釋歧異，而他認為生物會適應環境，理所當然，用不著論證。
第一個公開以解釋適應的理論說明自然史的，是布豐的弟子與傳人拉馬克。
他的理論就是後天形質遺傳說（見本書最後一章）。
最後，自然史在達爾文手裏變成研究生物演化的科學。自然史表現的是生物演化的事實，達爾文發明的“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又譯“天擇”），是解釋演化事實的理論。天擇理論不僅可以同時解釋適應與歧異，還能讓學者“做研究”。科學不隻是解釋既有事實的活動，科學最重要的麵相是實踐（praxis）：任何科學理論都是研究方略，學者借以發現、創造新的事實。
所有解釋演化事實的理論都叫演化論，可是目前隻有達爾文的天擇說在理論上、實證上最站得住腳。因此在英文裏，天擇論、達爾文理論、演化論、達爾文演化論已成為同義詞。
不過，以上所述都是從“正宗”演化生物學的角度所做的觀察。過去兩百多年的生物演化思想史，其實頗為曲折，甚至令人懷疑“達爾文革命”這個詞不僅不恰當，還有誤導之嫌。
因為“演化論=天擇理論=達爾文學說”的等式，大概直到《物種起源》出版百年後（1959）才在學術界站穩腳跟。1975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威爾森（E.O.Wilson）出版《社會生物學》，公開論說人類行為也是演化的產物，在美國學界與民間掀起軒然大波，更提醒我們演化論似乎與古典科學極為不同。以天文學、物理學史建構的科學革命模型，很難解釋所謂的“達爾文革命”竟然那麼拖泥帶水，不幹不脆。
在西方，尤其是美國，不隻民間學者仍在努力搜尋達爾文學說的漏洞，學界裏的異議分子也不少，最有名的就是已過世的古爾德（S.J.Gould，1941~2002；美國哈佛大學古生物學講座教授）。他甚至在達爾文龐大的著作中爬梳證據，用來指斥現行教科書關於演化論的論述過於強調天擇，反而不能呈現達爾文思想的“多元”特色。
關鍵在“天擇”是否是演化的唯一機製？或最重要的機製？天擇的要義不過是：生物個體在生殖成就上有差異，那些差異都有適應的道理。要是任何一個個體的生存機會或生殖成就的高低，像中彩券似的“沒什麼道理”，那就不成學問了。
本書是正宗的演化論入門書，以“生物適應的起源”為核心。作者道金斯以穩健的文筆，詳細闡釋了生物適應是任何演化理論家不可回避的問題，而天擇說是唯一可信的理論。一些學者自命提出了足以替代天擇說的理論，或者認為天擇說無足輕重，都過不了“解釋生物適應”這一關。無論是對演化論有興趣的朋友，還是持批判觀點的人，本書都提供了最好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