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事業的順利發展，需要正確的倫理觀念的引導和調控。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衛生發展的醫學倫理模型呈現多種模型交叉的狀況，即傳統的病人利益摸型、醫生利益模型和現代公正模型的交叉並存。這些模型中，研究哪一個更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更符合現代醫學的發展及社會公眾的健康利益？衛生改革和發展的實踐，要求我們對這些模型進行深入的比較和分析，以尋找並建立適合我國國情，能夠推動衛生事業健康發展的新型醫學倫理模型。
傳統的病人利益模型強調成全病人的利益，要求醫務人員為病人克盡義務。它以維護和保障病人利益作為衛生發展的價值取向，是古代和近代醫學發展的重要支柱，也是現代醫學進步的重要推動力。
1.病人利益模型的特征
1.1.人的生命神聖不可侵犯
中國古代有“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格言，把生命看成是絕對神聖的。人的生命是寶貴的，失而不可複得。原始人在與疾病作鬥爭的過程中，便萌發了肯定、保護人的生命的觀念。神農氏是我國傳說中的農業和醫藥的發明者，《史紀》和《綱鑒》有“神農氏嚐百草，始有醫藥”，《世本》有“神農和藥濟人”的記載。另有傳說，神農氏即炎帝。宋劉恕《通鑒外紀》裏有：“古者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嚐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
進入階級社會後，我國古代的一些醫學家繼承並發展了重視人的生命價值的傳統。成書於秦漢之際的《內經“素問》指出：“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天複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命之貴，一失不可複得。所以，作為決人生死的醫生，在診治中必須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唐代孫思邈十分明確地肯定“人命至重，貴於千金”，並將自己的著作取名《千金要方》。明代龔廷賢在《萬病回春》中說：“凡病家延醫，乃寄以生死，理當敬重，慎勿輕藐”。即便是“婦女及孀婦女僧人”等，也應該尊重其生命價值，“亦當正視如良家子女”。
西方社會的倫理觀念同樣認為生命神聖，突出表現在認為胎兒就是人，具有與成人一樣的權力，因而任何形式的人工流產都是不道德的。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強調醫生“嚴禁對病人的一切毒害和妄為”，“不給婦女墮胎的藥栓”。基督教初期認為一切人工流產都是錯誤的。新教創始人路德和長爾文認為胎兒從妊娠起就有完全的人性，因為胎兒的靈魂來自父親的精子，所以反對任何階段的人工流產。1588年羅馬天主教教皇西克斯圖斯五世反對任何形式的人工流產，宣稱它們都是有罪的。1869年教皇庇烏斯九世也重申一切人工流產有罪。1965年第二次梵蒂岡主教會議譴責人工流產是罪惡，要求對胎兒自受孕之日起給予最大的護理權利。
在西方社會，不但人工流產被認為是不道德的，而且法律條文上嚴格禁止。1630年英國的法律視胎動以後的人工流產為僅次於死罪的大罪。1803年規定所有人工流產都是犯罪，胎動後流產則懲罰更重。1861年規定任何企圖引起流產的行動，不管由孕婦或其他人引起，都判重罪。這一法律一直實施到1967年。美國的第一個反人工流產法，於1821年在康尼狄格州通過。1868年36個州通過反流產法。1965年所有50個州禁止任何階段的人工流產和流產企圖。42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甚至禁止為救母親生命而行人工流產。至70年代初，大約有60個國家的法律同屬這一種模型。
1.2.病人利益至高無上
正因為人的生命是絕對神聖的，所以當一個人的生命遭到病魔危害時，人類應當盡一切可能去挽救病人的生命。
表現之一是搶救病人的生命要不惜一切代價，並把它作為衡量醫務人員醫德是否高尚的重要尺度。18世紀，德國柏林大學教授、醫生胡弗蘭德，在醫治病人過程中提出了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醫德12箴，在西方醫學界廣為流傳。胡弗蘭德特別指出：病人“即使病入膏肓無藥救治時，你還應該維持他的生命，為解除當時的痛苦來盡你的義務。如果放棄，就意味著不人道。當你不能救他時，也應該去安慰他。要爭取延長他的生命，那怕是很短的時間。這是作為一個醫生的應有表現”。在我國，不惜一切代價去搶救和延長病人的生命被看作是道德的。不論是病人的生命還是“植物人”的生命，不管是否有救治的可能，都必須全力搶救。某醫院為了搶救一個晚期癌症病人，不惜動用40多人輸血一萬多毫升，病人生命隻延長了非常短的時間，而家屬卻因此負債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