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8日我填寫了入黨誌願書，組織還沒批下來，就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因繼父當過偽警備隊隊員，成了清隊批鬥對象，我也受到牽連，被清除出造反隊、農代會。
那時，我主動申請放村裏的牛群。在坡裏閑不住，摘連翹、殺黃花條，貼補家裏的開銷，結果被造反隊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割了。我隻好偷偷地看書，先拜讀了“毛選”（1—4卷），又接著借回《歐陽海之歌》《暴風驟雨》《紅岩》《青春之歌》等書籍。趙樹理的書被批判，我悄悄地借了本《三裏灣》偷偷地帶到山上看是否是“毒草”。大山坡成了我讀書的大課堂，在這裏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礎和文學底蘊。放了一年多牛，又被抽回當了政治隊長。
“文革”後期我在黨旗下宣了誓，並擔任了黨支部書記，那年我26歲。成了村幹部，每年補貼一二百個勞動日。家裏老的撒不了網，小的拉不開弓，一家七口人又要開銷，常到社、縣開會又得花銷，我成了欠款戶。有次我到本大隊一個山莊上檢查生產，莊上有一戶八十多歲的老人，穿得破破爛爛，拉著柴火燒火做飯，吃著淡飯。我了解後才知道是因為給不了煤本拉不上煤，沒錢稱鹽打油。我覺得，我這個支書當得有何用？我心酸了，將身上僅有的兩塊幾毛錢全部給了老人。老人抱拳致謝，將我送出了莊。這錢是妻子托我給孩子扯衣裳過六一兒童節的。六一兒童節快到了，孩子哭著逼著要新衣裳，妻子發火了，嘮叨起來，罵我憨貨，我隻能回避，她沒辦法借了莊上一孩子的一件較新的衣裳，使孩子度過了這個自己的節日。
改革開放後，土地實行包產到戶，我又萌發了科學種田的想法。我向公社黨委說了我的想法，並主動提出了辭去村黨支部書記之職務，在支部換屆時擔任支部副書記，直到2002年退下來。
我率先養起了牲口，為土地承包打下了基礎。我承包了自己應承包的十幾畝集體耕地，又主動多包了十幾畝轉包地。從1983年開始連年向國家交售萬斤糧食，成為重點戶。年年搞植樹，植了上萬株，開了四條荒溝，走出了一條糧林牧家庭經營之路，受到鄉縣市的表彰。
雖然我家生活還很清貧，但我心裏時刻裝著眾鄉親，幾十年來為集體辦事從沒有報銷過一分錢的差旅費、誤工費。村裏修橋、修學校、鋪路引水等，我帶頭捐款，雖隻能解杯水之渴，但量力而行。村裏不論誰家遇到急事，隻要張開口，有了掏腰包，沒有時轉借也要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我鄰村有個姨母，無兒無女，家境很貧寒，後來抱養了一個孩子，養大後給他娶過媳婦抱了孫兒孫女；姨夫過世，1982年，洪災時僅有的一孔破石窯洞和一間小瓦房被雨淋塌了，孩子們覺得她一無所有，斷絕了母子關係。老人借住在集體的一間小屋裏，由於年事已高，體弱眼花，看不見東西，生活不能自理，又患病，我讓妻子買藥送飯，端屎倒尿，洗衣燙虱，梳頭洗腳剪指甲，直到八十三歲病故。由我主持和親友們安葬了老人。人們問我：“你圖個啥？”我說：“啥也不圖，我看到老人家可憐，我就是這個德行。”
我的人生經曆曆練了我的堅強毅誌，我的農村生活賦予了我創作的源泉，我和“三農”結下了深厚情緣。農民的故事豐富多彩，有著濃厚的鄉土風情。這啟發了我的創作激情，我一邊勞作著農活，一邊寫著農民的故事。
如今子女們都大了，上罷了學，成了家，家庭生活也像芝麻開花節節高，我肩上的擔子也減輕了。我的農活並沒有減輕，我在農活之餘不打麻將，不抓彩票，分秒必爭地利用寶貴時光寫作。近十幾年來我寫了上百篇（首）小說、散文、詩歌、歌曲、曲藝、通訊等作品，在各級報刊發表，有的作品獲了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