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錫城在《全像山海經圖比較》（1）序言中指出：“東晉詩人陶淵明的“流觀山海圖”（《讀山海經13首》）、學者郭璞的“圖亦作牛形”和“在畏獸畫中”的記載和論述，說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曾有“山海圖”流行於世。而且據說《海經》部分是圖在先、文後出，因而“以圖敘事”的敘事方式，至少在戰國時代就已形成一種文化傳統”。馬昌儀（2）也認為：“《山海經》的母本可能有圖，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據圖為文(先有圖後有文)的書，古圖佚失了，文字卻流傳了下來，這就是我們所見到的《山海經》。”劉宗迪（3）寫道：“《海經》的荒誕色彩和神話色彩，與這本書的特殊來曆息息相關，這本書的來曆在古代典籍中是獨一無二的，簡單地講，這本書是述圖之作，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海經》，先有圖，後有書，書中的內容是對一幅圖畫中內容的寫照。《山海經》中的文字多靜態的刻畫，而少動態的敘述，多記空間方位，而少間時間進程，其述圖特點可謂一目了然，其實，前人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最早指出這一點的是宋代學者朱熹，但前人在這一點上都有同一個誤解，即認為整部《山海經》包括《山經》都是有述圖的。實際上，像《山經》那樣包羅萬象的博物學知識是不可能在圖中畫出來的，更何況其中還記載了很多動物的聲音、習性等等。這些內容又如何能用圖畫表現出來呢？除非古時候已經有了現在這樣的多媒體技術。不過，《海經》所憑借的圖畫早就佚失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山海經》中都有插圖，怪怪奇奇，琳琅滿目，那隻是後人根據書中的內容想象增補的，與我說的古圖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經》保留了大量遠古時期的史料。
《山海經》曆來被大多數人認為“荒誕不經”。連敢於打破《尚書》束縛，將中國上古史推至炎黃二帝的史學家司馬遷都說“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形成這種看法的原因似乎與《山海經》由圖到文字的成書過程有關。例如《海外東經》記載“工蟲在其北，各有兩首。一曰在君子國北”。根據《山海經》先有圖後有書的成書過程推測，《山海經圖》上在君子國的北方畫有一個彩虹的“虹”字，表示該地經常見到彩虹。當時的圖像文字應該類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圖像，兩端有首（見熊國英著《圖示古漢字》）。而後來古人根據《山海經圖》著《山海經》時，時間已經過了幾百年，而著者並不見得一定是文字學家，這時彩虹的虹字已經成為“工蟲”的樣子，因此將彩虹描述為工蟲，並望文生義將其描述為“各有兩首”，使後人無法知道到底敘述的是天邊的彩虹呢，還是描寫一隻有兩個頭的怪物。所以就連司馬遷也說“餘不敢言之也”。
第三，《山海經》與東方夷族有關。
金榮權在“帝俊及其神係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國古代神話中是一個謎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跡既不為正史所載，也不為諸子所傳，隻見於《山海經》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內”兩經之中。究其神係淵源與脈略，顯不屬於炎帝世係，也不隸屬於黃帝世係，是與炎、黃兩大神係並存的第三神係”。“關於帝俊在中國古代諸神中的地位，今天眾說紛紜，然一般認為帝俊當是上古時代東方民族的祖先神，這種看法是一致的，因為《山海經》記載的帝俊活動地及其子孫之國大多在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