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幸觀賞了進入上海市2006年新劇目展演的音樂舞蹈類（含雜技）六台節目。最讓人耳目一新的，是那場以“超級多媒體夢幻劇”冠名的雜技表演《時空之旅》。構思精巧的串聯，五光十色的想象，夢幻古今的氛圍，青春浪漫的編排，加上多媒體科技的推波助瀾和令人刺激的“絕活”展演，令觀眾在興奮中體驗高難動作的緊張，在讚歎中感受人類超越自身技能極限的快樂。這裏，在並未減低（相反，有時甚至增加）原本“技術含量”的前提下，雜技這個品種的“藝術潛能”得到了有效釋放。
但在音樂舞蹈類展演節目中，居然是一台雜技給人留下了最深的印象，這多少讓人感到意外。本來，我們自然會期待，音樂和舞蹈這些屬於“主流正宗”的藝術品種，應該給人以更多的衝擊和啟示。畢竟，雜技就其本性而言，實際上並不需要載負更多的藝術雄心和精神追求。但對於音樂和舞蹈，我們的期望和要求顯然更多一些——音樂作品和舞蹈作品給人的震撼不僅是感官性和生理性的，而且更應具有心理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
當然，這並不是說其他五台節目就沒有可圈可點之處。例如，上海民族樂團的《滿庭芳》音樂會中，王建民作曲的那首《貂蟬》（為古箏、簫和打擊樂而作），曲調悅耳，但絕不落俗，節奏處理錯落有致，音色配置獨具匠心，可謂是近年來出現的一首難得的中國民樂佳作。再如音樂劇《我為歌狂》，雖然情節進展的張力不夠，但音樂上明確以流行風格為基調，具有良好的整體貫通感。歌劇《賭命》著力揭示人性的弱點，立意深刻，但可惜音樂語言的處理上過分生澀，影響了該劇的感召力。上海交響樂團推出一台新作品展演音樂會，其中包納老中青幾代作曲家的心血和努力，上音校友楊青的力作《蒼》（為笛子和交響樂隊而作）被公認最具新意。而舞劇《花木蘭》希望以強悍的視聽效果詮釋中國古老的著名傳說，勇氣可佳，隻是主創人員未能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精髓，不免顯得有些浮泛表麵。
或許應該拉開一點距離，先不忙談論具體節目和作品的得失，不妨觸及一些更具本質性的藝術問題。就藝術體驗最本真的屬性而言，有文化的觀賞者希望通過藝術作品得到的，應該是一種具有結構感的、豐富而完整的、並值得回味的精神經驗。顯然，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確乎相當艱巨而困難。而在當下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和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藝術創作的支撐理念似乎變得更為撲朔迷離，真正的原創性好像變得愈加神秘莫測。市場，觀眾，效益，評獎，競爭，開拓，民族傳統，中國風格，上海精神，城市底蘊，與世界接軌的呼喚，與時代同步的驅動——所有這一切，既是藝術家的資源，也是創作家的困惑。麵對這眼花繚亂的“後現代”大千世界，藝術創作中，究竟應該“寫什麼”，又究竟應該“如何寫”？答案並不明朗。
針對當下的社會境況和藝術生態，我個人依然持比較“保守”和“傳統”的審美立場。雖然世事千變萬化，但藝術的終極宗旨卻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真正的藝術，依然應該刻畫人的生命處境，依然著力探索和揭示人的生命意義。藝術的目的，似乎還是要讓我們看到原來沒有看到過的生活真實和人性本質。隻不過，這種生活的“真”和人性的“真”，並不是某種抽象和永恒的理想或理念，而是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不斷折射出不同的光譜色彩。所謂的當下性和時代感，可能就蘊藏其間。
“寫什麼”（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內容”），是否完全由題材本身決定？其實未必。題材僅僅是創作的素材和原料，並不是決定性因素。題材可以是曆史的——如京劇《曹操與楊修》和話劇《商鞅》，但其間貫穿了現代的視角和當下的體驗，於是曆史劇就成為與當下人的情感生命息息相關的“現代戲”。與此相反，題材可以是當下的，但由於沒有原創性的精神立場，最後的作品反而可能是陳詞濫調。
至於“如何寫”（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形式”），按照一般美學規律的要求，我們期待創作者應該貢獻出獨特的形式創意和個人性的語言建構。在這一點上，藝術創作可與科學研究相比。如同在學術探索中一樣，在藝術創作中，藝術家同樣需要知道自己的曆史定位和前進方位。前人“說”了什麼，後人能夠“說”什麼，是“照著說”、“順著說”，或是“接著說”，還是“對著說”，這需要敏銳的洞見，也需要深厚的修養。
最後，藝術傑作的產生還有賴於藝術家個體的精神勞動。在這其中，關鍵要看藝術家的精神儲備是否充足，技術準備是否充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不妨呼籲，努力為原創藝術作品的出現創造良好的氛圍和環境。或許有人說，傑出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出現，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曆史的經驗證明，這要看社會是否有耐心，是否能夠沉下心，是否繼續保持平常心——因為說不定，大師就在我們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