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5章 蔣介石與戰時“是盟非友”的中英關係(3 / 3)

1943年11月,蔣在出席開羅會議期間,極欲向邱吉爾提出香港歸還問題,但為避免與英國正麵交鋒而鬧翻,轉請羅斯福代為向其提出。於是,應蔣之請求,羅斯福確實敦促過邱吉爾把香港歸還給中國,但遭其斷然拒絕,邱吉爾甚至回複“隻要他還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國解體”,拋開國家主權不談,竟然沒有絲毫盟友的情誼可言。

此後,英國顯然把港九當做囊中之物,陸續展開一係列行動,如1944年起開始正式培訓接管香港的行政人員,甚至派大量間諜進駐香港以配合日後軍事行動。同年10月底,邱吉爾向內閣成員明確表示,蘇聯一旦提出任何犧牲中國利益的戰爭賠償要求,就有利於英國為占據香港掃清障礙。英當局甚至因此決定不再對蘇聯恢複其遠東的地位表現出明顯敵意。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後,中國本可乘機派兵進駐香港造成事實,再與英國談判,但蔣介石並沒有這樣做。當英國聲明要派兵重占香港時,蔣反而表示中國無意派兵占領香港;在隨後的受降問題上,他雖堅持要由他授權的代表在香港受降,但在英國的竭力反對下,他又一讓再讓,令英當局實際上獨占了受降權。8月22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在華盛頓宣稱,香港問題將在倫敦召開外長會議時方予以討論,但僅在第二天,即遭英國政府的堅決反對。此時的美國正欲劃分戰後勢力範圍,而美國極欲確立的主導地位,還必須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因此,新上任的美總統杜魯門在與英方商談後,突然變卦轉而遷就偏袒英國,並致電蔣介石稱英國在香港的主權不存疑問,倘為投降儀式發生麻煩,似乎將抵償不了其“惡劣”影響。

美國政府的突然轉向,使蔣介石無法繼續堅持強硬立場,隻得在受降問題上作出讓步,最終把一個本來可以理直氣壯收回的香港白白送入英國虎口。圍繞收回香港問題的外交戰,將中英結盟背後的“是盟非友”關係暴露得淋漓盡致,也將那點微不足道的“友”情,衝刷得幹幹淨淨。

不言而喻,這與美國政府在關鍵時刻不讚成南京政府的做法有相當大的關聯。美國最初支持中國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南京政府在此問題上態度堅決;當美轉變立場,支持英國受降,南京政府隻能向英國讓步,給自己找一個台階下,了結此事。

除此之外,由來已久的西藏問題也是其關鍵例證。隨著1937年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英方利用中國處於全力抗日的困境,意欲染指西藏為其緩衝地帶,並因此加強對西藏的侵略,給中國的抗戰再添一重負擔。英政府官員對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關於中國傳統疆域及於西藏、喜馬拉雅山脈、帕米爾高原以及緬甸北部地方的說法反感,英內閣甚至預言,戰後中、英兩國在未來外交上最大的爭執和衝突來源,西藏問題必是其一。

1940年夏,中國政府基於抗戰需要,準備修築一條東起四川,中經西藏控製下的西康察隅,西至印度薩地亞的公路,用以運送戰略物資。但英當局認為該公路如一旦竣工,必將對英國策動和支持的所謂“西藏獨立”運動大為不利,故而堅決反對。

1942年6月,英國就援華物資假道西藏問題,建議中、英兩國政府聯合發表“公開尊重西藏自治權的聲明”,遭中方斷然拒絕。是年7月,西藏政府在英國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1943年4月初,西藏地方政府再在英、印政府支持下決心同中央政府對抗,下令在中、英、藏三方協定達成前停止漢藏馱運路線,阻止運輸所有從印度運往中國內陸的貨物,公開進行“西藏獨立”活動。此時中、英早已結盟,但英國全然不視中國為友,在大敵當前之際卻公然趁火打劫,實在令人難以想象。蔣介石立即下令青海、西康、雲南的駐軍向西藏邊境開進,中英危機一觸即發。

同年5月22日,蔣致電宋子文要求轉告邱吉爾,對其再三阻礙中國抗戰必定予以強硬抵製,但不料邱吉爾竟宣稱西藏為“獨立國家”,將中國“領土與主權完全抹煞”。蔣即令宋子文再透過羅斯福對此事進行幹預,認為邱吉爾的言論“無異幹涉中國內政”、“首先破壞大西洋憲章”,並表明中國立場為“西藏為中國領土,藏事為中國內政”,“對此不能視為普通常事,必堅決反對”。正值日本兵刃相對,又有“盟友”背後插刀,蔣介石更覺鬱結,形容此事“侮辱實甚”,“不料英國竟有如此言論,殊為聯合國共同之羞辱”。在表達希望美國能作出“嚴重表示”的意願後,蔣又於5月24日反複向宋子文強調“西藏問題不能輕忽”,如若發展到不能平等對待中國的地步,那麼之後與英國的交涉則很有可能皆以此為失敗的起點。羅斯福的確為此事專門與邱吉爾有過一次會談。邱吉爾最初辯稱“英方並無占領西藏之企圖”,但羅斯福以“西藏現乃民國之一部分,與英國無涉”為由反駁。邱吉爾竟歪曲事實,答“中國政府在西藏無實權”,羅斯福再次加以駁斥,稱“中國政府無實權,與英國何涉”,並表明“中國方麵不接受英方對西藏任何交涉”。

經過中方的一再交涉,英國戰時內閣才不得不於7月7日通過“有條件地承認中國對西藏宗主權的決議”,但同時又聲稱“假如中國人試圖攪亂西藏的自治,我們將會考慮撤銷我們對中國宗主權的承認”。鑒於美國在中英關係的關鍵作用,英政府也曾試圖尋求美方支持,但因美亦不願看到英勢力作大,因此拒絕在此問題上站在英方一邊。失去美國支持的英國,對西藏的野心才漸趨緩和。

1944年11月7日,南京政府高層在重慶的外交部召開了一個名為“藏案會議”的跨部會,在此次會議上作出了幾項重要決策,包括進一步推動西藏與中國內地的經貿、政治和宗教聯係、更積極地在政治、外交和宗教層麵上拉攏尼泊爾、不丹和錫金等喜馬拉雅山麓三小國,甚至暗中鼓動這些國家於戰後脫離英殖民帝國勢力而追求真正的“獨立自主”。南京政府此舉固有拓展小國空間,將其拉入自己陣營的目的,但更大程度上則是要盡全力避免西藏落入英國之手。

接連而來的香港、西藏問題,再加之1942年訪印的铩羽而歸,蔣氏夫婦對同為盟國成員的英國全無好感。同年,顧維鈞向宋美齡轉達英政府邀其訪問的請求,被外界稱為“英美派”的宋本可以抓住此次“良機”宣傳中國抗戰,但她竟然對此毫無興趣,當場婉言謝絕。

宋美齡對英國“以舊日那種家長式的、傲慢的態度對待中國”頗有微詞,並對英方對華援助停滯、不接受中國調停英、印衝突等問題一直心存芥蒂。1943年5月23日,由羅斯福出麵,特意安排宋美齡與邱吉爾會晤,以期緩解兩國的緊張關係,但宋美齡以身體“不適遠行”為由拒絕。羅斯福又改其約會為5月26日,宋美齡仍拒見邱吉爾。據顧維鈞回憶,宋認為邱吉爾“目中無人”,並稱“無論如何我在政治上沒有外交部長之類的職務,所以有條件表現堅決一些”,令英方十分尷尬。

至1945年6月5日,英方仍在考慮宋美齡訪問一事,並堅持認為她的訪問“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從宋美齡的行程表中卻並未發現1945年去英訪問的記錄,反而在同年拜訪了美國總統杜魯門。反觀蔣宋家族與英國的互動,私人性質幾乎難數一二。“對英事務還是以外交方式處理”,此話出自常常動用私人關係進行斡旋的宋美齡之口,實屬罕見,也足見即便身處同盟,中英關係冷漠如是。宋美齡拒絕訪英,實際是對英國長期以來對中國蔑視的報複和反擊。

相比宋美齡,參與其間的蔣介石對此更加深有體會。在他看來,英、美雖屬一丘之貉,即“美國所謂以道義與平等為號,實則其心理與方法無異於英國之所為”,都“輕視我中華民族,無不心存欺侮,如其可以進一步壓迫,乃必壓迫之”,但相較而言,美國則“較英國為進步耳”。向美國的靠攏,亦是對英國的疏遠,尤其是“英國對整個戰局既無如美國遠大眼光,隻見自身局部之利害而不能顧盟國整個之安危”,令蔣倍感“失望”。

五、結語

縱觀戰時中英關係,南京國民政府從期望英國秉持國際公理支持製裁日本,到因勢利導警戒英政府切勿討好日本,再到積極運作對美外交以促使英轉變對日立場,進而提議發展中、美、英三國軍事同盟,無一未遭英國拒絕。在抗日戰爭問題上,英國政府始終采取對日綏靖政策,即便是日機掃射打傷英駐華大使許閣森、炸毀英國商船、炮擊英“瓢蟲號”軍艦,甚至舉行反英示威,不斷地對英施加壓力進行威脅,英方竟然都能忍氣吞聲,不改妥協初衷。英當局此舉全然置亞洲及世界反法西斯大局於不顧,執意背道而馳,更不屑與中國抗戰為伍,一味迎合日本以避戰求和。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的蓄意南進直接損害到英國在遠東的利益,而此時的美國正與日謀求妥協談判,英政府這才出於利用中國抗戰拖延日軍進攻的需要,與其結盟。雖有蔣介石在其中竭力周旋,但難掩其結盟基礎的脆弱。

誠然,結盟並不意味著中英關係的徹底改善。英政府在兩國結盟後,仍拒絕歸還香港,策動西藏獨立,不斷挑戰中國主權,正是中英關係長期以來“是盟非友”的有力佐證。

事實上,無論張伯倫還是邱吉爾當政,英國從來未將中國視為戰時平等以待、必不可少的盟友,更極不情願中國與之平起平坐。英對華居高臨下的殖民心態,在令蔣介石篤信“惟美國馬首是瞻”之餘,更對“英國人之自私和貽害”深有感觸,“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之利益以濟他人。……其與中國存亡生死,則更不值一顧矣”,倒將中、英戰時這段“是盟非友”的關係勾畫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