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一二”政變以前的蔣汪關係為中心的探討
裴京漢
（韓國新羅大學教授）
一、序言
在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政治史上，認為蔣介石和汪精衛是最為中心的政治領導者言不為過。一方麵，蔣汪二人都曾以孫中山的心腹之人的身份為基礎奠定了各自的政治地位，因此可以說曾是最親近的同誌。但是孫中山死後兩人反目成仇，成為政治上的宿敵。蔣汪二人的這種政治關係，對於了解國民黨政權乃至現代中國政治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內容，因此在以前的研究中有關蔣汪關係的內容也為數不少。
另一方麵，蔣介石在國民革命時期，以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為基礎掌握了軍權。在此過程中蔣介石同時以手中的軍權為基礎，把黨權和政權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國民革命時期，可以說是蔣介石在軍事、政治上開始出頭的時期。但是這一過程中最為激烈的競爭對手就是汪精衛。因此要了解蔣介石掌握政權的過程，就不可避免地要考察一下國民革命時期蔣汪之間的關係。
國民革命時期，蔣介石在軍事和政治上嶄露頭角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關應該說是中山艦事件、北伐開始、“四一二”政變，以及隨後的國共分手。本文首先要著手考察一下北伐開始前後，就主導權而展開的一係列政治對立過程中的所謂“反蔣運動”，即汪精衛複職請願運動（迎汪運動），以及蔣介石的就此對應。還有作為迎汪運動的結果，在“四一二”政變前夕的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從歐洲回到上海後與蔣介石展開的“上海談判”的前後過程。通過考察，本文要對國民革命時期，以及之後時期，中國政治界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的蔣汪關係基本結構和性質進行整理，從而要闡述蔣汪關係是蔣介石掌握政權的過程中最為關鍵的轉折點，即“四一二”政變以及之後的寧漢對立兩事件內部背景的觀點。
二、北伐開始前後迎汪運動的展開與蔣介石的立場
對於中山艦事件有多種解釋。但是中山艦事件導致的重要結果之一是，當時廣東國民政府的核心人物汪精衛出走留洋，以及因此蔣介石獨攬大權。這一點應該沒有疑問。孫中山去世後產生的廣東國民政府的集體領導體製，在1925年8月發生的廖仲愷暗殺事件，以及之後胡漢民留洋為契機轉變成蔣介石與汪精衛的兩人聯合領導體製。但是這一蔣汪聯合體製因中山艦事件而崩潰，從而才有可能導致蔣介石一人獨攬大權。
中山艦事件後，對蔣介石的反對派，即國際共產與中國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左派等來說，牽製蔣介石獨攬大權，從而企圖掌握國民革命主導權的努力成為燃眉之急。圍繞北伐開始時期的爭論，以及北伐後國民革命軍的擴編過程中出現的主導權的鬥爭，還有在國民革命軍的統治地區的各種民眾運動主導權的鬥爭等，都可以看做是對蔣介石軍權獨攬的牽製性活動。根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會議錄，1926年5月下旬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最初出現迎汪主張，1926年5月25日召開的第28次會議中，左派人物彭澤民首次提及汪精衛“早日銷假視事”的問題。然後6月中旬開始，在地方黨部出現了迎汪運動，7月後同時收到若幹地方黨部的迎汪電文。運動主張要以留洋在歐的汪精衛為中心，恢複左派黨內地位。這一運動成為最具備實現可能性，同時又具備號召力的反蔣口號。因此迎汪運動大概是始於北伐開始之前的1926年5、6月，後來7月北伐開始後廣泛地擴展開。
另外，當時中共一方把馮自由、古應芬、孫科等劃為右派，把蔣介石、戴季陶等劃為中派，把汪精衛、甘乃光等劃為左派，製定了聯合國民黨左派，利用中派，攻擊右派，同時抑製中派發展的基本方針。從這一角度來看，從5、6月開始的國民黨地方黨部的迎汪運動，有可能是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展開的。台灣學者李雲漢認為迎汪運動是從1926年7月在共產黨掌握的部分地方黨部開始的。
對於迎汪運動，國民黨內部是在1926年8月10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47次會議上正式討論的。在會上，何香凝提議討論迎汪問題，結果達成共識，決定原則性地把各地接到的電文轉交給汪精衛。何香凝的這一提議似是在看到汪精衛於7月16日給中央常務委員會的信件後提出的。汪精衛在信中表明了“請辭去軍務政務，專辦黨事”的複職意圖。汪精衛寫信表明複職意圖之前是否就已經知道有關迎汪運動這一點無法可知，但是可以看出，汪精衛的信與當時黨內的迎汪運動相輔相成，他的複職請求信對迎汪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而使運動得以擴展。
中山艦事件以後，張靜江因蔣介石的大力推薦而成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代理主席。他及時把8月10日召開的第47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中討論的汪精衛的複職請求信轉交給蔣介石。當時張靜江認為汪精衛要求辭去軍政職務，專辦黨務的複職信非常重要，有必要與蔣主席商議，從而把信轉交給了蔣介石，並打算待蔣介石回信，馬上討論有關內容。他於8月28日召開的常務委員會第52次會議上表達了這一意圖。
8月中旬，蔣介石收到了張靜江轉來的汪精衛的複職請求信。蔣介石同時收到“後方共產黨有迎汪之謀，將藉此以倒蔣也”的報告。他沒有正式向常務委員會發去答複，反而在向黃埔的學生們發的電報裏提到“迎汪比倒蔣還壞”，從而露骨地表達了對迎汪運動的反感。另外，蔣介石在9月初，於武昌近郊會見陳公博時對他說，“有兩個黨政軍領導人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如果汪精衛回國的話，我本人將辭去所有職務而離去”。這也是他對迎汪運動和汪精衛複職所表達的強烈不滿。
之後1926年10月，中央執行委員和各省市黨部執行委員在廣州舉行了聯席會議，會議從準備過程開始就圍繞著迎汪問題而展開了激烈爭論。聯席會議在9月8日的第16次中央政治會議上，由被稱為是蔣介石的代理人的張靜江主張召開的，原來會議的主題是議論隨著北伐進展的“時局方針”。為了牽製唐生智在湖南和湖北擴大勢力，蔣介石主張把政府移至武漢，並明文規定黨對省政府的指導和監督。會議核心內容本是貫徹蔣介石的這一主張，但是在聯席會議上，國民黨對迎汪運動的立場問題不得不成為另一個主題。尤其是在聯席會議的籌備過程中，武漢政府的轉移問題因共產黨和左派的反對而被否決，因此迎汪運動反而成為聯席會議的最大焦點。
蔣介石為了在聯席會議上明確地表達自己對迎汪運動的反對立場，一方麵試圖與中共方麵進行接觸。9月中旬，蔣介石派胡公冕為自己的代表去上海會麵陳獨秀。當時蔣介石認為“汪精衛歸國的話，隻能為（唐生智等）小軍閥所利用而引起騷亂，分散國民革命的勢力”，因此請中共不要讚成汪精衛歸國複職。對此，陳獨秀認為“汪精衛的複職會強化國民政府的力量，並認為汪精衛會緩衝小軍閥與蔣介石之間的衝突”。陳獨秀進一步闡述迎汪是汪蔣合作，而不是迎汪倒蔣，因此可以維持和擴張蔣介石的軍事指導權。
這一時期中共對聯席會議和迎汪運動的基本立場是，在承認蔣介石的軍事地位的程度上促進北伐，希望通過汪精衛的複職來防止以蔣介石為中心的權力獨裁，同時在承認唐生智等地方軍閥的既得利益的同時擴大地方自治，這可以說是非常慎重地充當了仲裁者的立場。因此中共認為，聯席會議時可以在蔣介石同意的前提下決定汪精衛的複職問題，但是如果蔣介石不同意的話，（沒有必要過於勉強）不妨到國民黨三中全會上再決定汪精衛的複職問題。
在如此的一係列攻防推拉之後，蔣介石於9月29日以答複汪精衛的複職請求信的形式，表示了歡迎其歸國複職。之後10月3日，發電報給張靜江和譚延闓，要求向黨中央和汪精衛本人轉達自己歡迎汪精衛歸國的想法，從而原則上對迎汪表示同意。蔣介石的這一態度變化，一方麵可能是考慮日已漸增的迎汪運動的輿論，更重要的是考慮到在聯席會議之前，在維持和擴大自己在軍事、政治等方麵的主導權的前提下同意汪精衛的複職，可能會更有利於自己。
在達成這種協議的前提下，從10月15日到28日，在廣州召開了聯席會議。在會議上迎汪問題很順利地達成協議。在10月17日的會議上，張靜江公開了蔣介石同意汪精衛複職請求的信函，決議對汪精衛取消休假。於10月18日決定由顧孟餘、於樹德二人起草給汪精衛發電報。另外於20日向發來數百封迎汪請願電報的各級黨部發電，傳達了要求汪精衛歸國，與蔣介石共同負責黨務的聯席會議的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