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讀到一本有價值的理論專著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若幹學習研究科學發展觀的專著中，孫國強同誌所著的《科學發展觀——政治經濟學的新體係》不失為一本有價值的專著，讀後讓人耳目一新，頗有收獲。
政治經濟學似乎既熟悉又陌生。說它熟悉，是因為從馬克思的《資本論》開始，我們就知道了政治經濟學的卓越地位和超凡作用。說它陌生，是因為西方經濟學已經基本上脫離了政治經濟學，走上了純粹經濟學的道路，強調的是工具與方法，而忽視了社會製度和曆史進程。在這本書中，作者以獨特的視野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科學發展觀，使我們讀來感到既熟悉又新穎。
發展模式似乎既熟悉又陌生。說它熟悉，是因為從資本主義社會開始以來，發展模式已經被西方資本主義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即新美國模式）所統治，似乎這就是所有經濟體和全球化的必然歸宿。說它陌生，是因為二戰以後，各經濟體的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已經走出了自己的一些路子，創造了一些新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對所有的經濟體和全球化都有一定的指導和借鑒的作用。其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尤其具有價值。但目前這方麵的研究還不夠深入，而在這本書中，作者對此作出了係統的研究。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學習研究科學發展觀，從科學發展觀的學習研究中來重建政治經濟學。可以說這本書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科學發展觀——政治經濟學的新體係》的學術價值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該書在前言中梳理、總結、概括了人類社會十種發展理論，雖然沒有展開，但卻反映出對發展理論把握的高度、深度和廣度。這十種發展理論真正體現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展現了人類發展理論探索的曆史進程、曲折反複、不斷完善以及未來趨勢，第二，該書對科學發展理論研究的展開，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為基礎，以科學發展觀的內核與多位為中心，包括了經濟建設與經濟發展、生態建設與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政治建設與政治發展、文化建設與文化發展、社會建設與和諧社會發展、文明建設與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麵發展、全球化與全球發展七個方麵發展領域和內容。可以說這是一種創新的研究和概括，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最新力作。
《科學發展觀——政治經濟學的新體係》的實踐價值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本書從新的高度總結並探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我們雖然不去追求什麼中國模式，也不去追求作為什麼模式的榜樣，但是這樣的總結和探索合乎實際、具體可行、科學全麵，具有獨到的可操作性和可成功性。第二，本書對全球化發展模式的探索集中到了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與和諧世界發展道路的兩個高度，這既是一種未來的趨勢，更是一種現實的反映。尤其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全球化正在轉型。全球化轉向何處，人類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全球化，許多學者都在探索，作者在本書中也給出了一個答案。
《科學發展觀——政治經濟學的新體係》還有一個寫作上的最大特點——白描。這本書中，除了前言和後記之外，作者基本上都在以白描的方法在記錄著中國人民在科學發展中的所有實踐工作、實際操作、規律探索與理論總結。很少有作者個人的任何評論和觀點，從而達到了曆史與邏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讓人信服。
要說本書的缺點，還真有一點遺憾。按照作者的一貫思想，在全球發展中還有一個注定的命題，那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在本書中，特別是第八篇《全球化與全球發展》中盡管已經有所研究，但作者似乎還沒有進行更為深入詳細的論證，顯得意猶未盡。因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一個龐大的課題，我們希望作者能過更深入地專題研究這一課題，為讀者提供這方麵的研究成果。
官員出書，似乎已成為一種時尚和諷刺。因為絕大多數這樣的書，都是由秘書和寫作班子製作的講話稿文集。據我了解，孫國強同誌是一名學習型的領導幹部、專家型的高級官員，學習持之以恒，研究矢誌不移，已經有多部專著問世，在業內被譽為“業餘理論家”、“循環經濟第一人”、“《全球學》學科創始人”等等，相信這本《科學發展觀——政治經濟學的新體係》的專業理論和學術價值，將會給讀者以新的啟迪，把對科學發展觀的學習研究引向深入，產生更多的理論成果。迄今為止，科學發展觀的學習研究已經取得了許多成果，本書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學習和研究科學發展觀的專著。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是一種獨創性研究，目前還沒有檢索到這方麵的研究，所以，我把這本專著取名為《科學發展觀——政治經濟學的新體係》。
一、政治經濟學在科學發展觀中的複活與創新
什麼叫政治經濟學呢？政治經濟學提出的理論是建立在社會——曆史方法之上，曆史、製度和社會階級間的互動被賦予了中心的地位。它從宏觀經濟各主體之間關係的角度出發，產生了一種研究經濟活動水平與收入分配的科學。具體地說，政治經濟學研究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發展規律，即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資料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恩格斯把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研究叫做“狹義政治經濟學”，把對各種社會形態生產關係的研究叫做“廣義政治經濟學”。
19世紀末，正統經濟學開始凝聚力量，反對政治經濟學，它忽視曆史和社會變化的動態過程，將政治經濟學轉化為經濟學，使其能像物理係一樣能對自身領域的現象和問題提出概括性的靜態解釋。正統經濟學能夠精確說明購買者和銷售者如何合力在市場上製定價格，但是，它無意展現那些價格確定背後更廣泛的社會及經濟變化過程。當代的政治經濟學家恪守與正統經濟學相抗衡的各種非正統立場，仍然秉持古典政治經濟學立足社會變遷和轉型的研究傳統，關注著當前諸如工業經濟向服務或信息經濟轉變的這些領域。政治經濟學在當代應當仍然堅持自己的原則並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創新。一是始終將社會變遷和曆史轉型作為首要的目標和任務，不斷探索並展示它的規律和前景；二是始終對構成社會關係整體給予充分的研究和把握，特別是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等各方麵的關注；三是始終堅持道德哲學，研究並建立經濟行為的社會價值和指導人們努力改變社會行為的道德選擇；四是始終強調理論聯係實際，堅持思想與行動的一致性；五是始終堅持對資本主義製度的批判立場，著力解決資本主義製度的弊端：貧富懸殊、道德淪喪、破壞生態、南北差距等等；六是始終致力於對全球發展中出現的全球問題的研究和解決，堅持全球化發展的正確方向；七是始終關注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變化，不斷探索新興發展模式的性質、問題、趨勢、措施與價值，為全世界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發展道路和榜樣；八是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特別是關注窮人的發展，關注財富分配的公正與平等，實現人人機會平等、人人共享財富的新型社會。
正如文森特·莫斯可和丹·席勒指出的，保守主義者試圖取代市場個人主義；空想社會主義者讚同社會幹預但主張將社區的地位置於市場之前；馬克思主義者則使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勞動及鬥爭回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議題。新保守主義政治經濟學卻與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有所不同，因為他們主張將新古典經濟學的範疇推及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麵以擴展個人自由。製度經濟學在政治譜係中占據中間稍稍偏左的位置，認為受製度及技術限製而形成的市場有利於那些規模和權力較大的公司和政府對其進行控製。製度學者創建的分析框架被用來研究大型傳媒企業如何能夠控製大眾媒介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從而限製了媒介內容的多樣性。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各種流派包括後福特主義、世界體係理論、勞動過程理論以及參與全球化問題爭論的各派，它們繼續將社會階級置於問題分析的中心，主要致力於解釋資本主義、勞動的自動化和去技術化，以及國際勞動分工的變化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社會運動也促成了它們各自的政治經濟學分支的產生。這方麵的代表主要有：女權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注父權製在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存在和對家庭勞動的忽視；生態政治經濟學，聚焦社會行為與有機生態之間的關聯；還有一種政治經濟學把社會運動分析和意大利自主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熔於一爐。
因此，我們可以說，政治經濟學的曆史主線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十八和十九世紀早期的政治經濟學家的曆史任務就是全麵地認識資本主義的革命，研究並把握由工業革命引發的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並探索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等現代政治經濟學家的曆史任務則是研究和考察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發展規律及未來趨勢，通過無產階級革命達到了最終推動資本主義社會轉向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新一代的政治經濟學家的曆史任務，則是在信息革命、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和探索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矛盾、目標任務、客觀規律及未來趨勢，達到了最終創造出社會主義發展嶄新模式的目的，創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樹立了中國和平發展、世界和諧發展的全球榜樣，特別是胡錦濤同誌的科學發展觀更是一種全新的探索。所以，什麼叫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研究科學發展觀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一種全新的發展理論。因為我一直認為，科學發展觀是最為科學的發展理論，無論是從中國發展的角度，還是從全球發展的廣度；無論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深度，還是發展道路、模式的樣板作用；無論是探索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還是探索全球化的發展；都需要一門全新的發展理論，這就是科學發展觀，這就是科學發展觀——政治經濟學的新體係。
韓毓海先生似乎點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政治經濟學之要害所在。他指出，所謂科學發展觀的實質，就在於它不僅僅是就生產力談生產力，而是把重點放在生產關係的調整，包括社會關係、經濟關係、區域之間關係的調整。從最淺層次上講，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沒有一個好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區域協調，如果是東邊點火西邊冒煙，兩極分化社會對立，那就談不上發展。而在更深層次上講，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它總的精神是社會結構革命的學說，它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中國與世界”，從世界的視野出發，改造不平衡的發展模式、不平等的發展道路，這是與近代以來的中國改革和革命的學說一以貫之的，而不僅僅是簡單地立足於執政和應付眼下的危機。
二、全球發展理論的政治經濟學概述
（一）通過多年的研究，我把發展理論概括為以下十種。
第一種發展理論：發展=經濟增長=增加財富。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很多代的經濟學家都把發展等同於可以用總量衡量的經濟增長。在同一經濟體內或不同的經濟體之間，都是用經濟增長來測定和評判發展的。盡管這樣的觀點現今已經受到普遍的質疑和批判，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盡管很多經濟學家口頭上聲稱要重視發展過程中的其他因素，但他們仍然將經濟增長放在主要或首要地位，而將其他非經濟因素放在次要地位。這裏包括了古典增長理論、資本積累理論、技術進步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從經濟增長的經驗規律看，一是人均產出持續增長，並且其增長率不會下降；二是勞動者人均物質資本持續增長；三是資本回報率幾乎恒定，四是物質資本——產出比接近恒定，五是勞動力如物質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幾乎恒定；六是勞動者人均產出的增長率在各個內容之間存在較大差距；七是產業結構的快速轉型，三次產業及城市化、正規教育新形態；八是技術進步更加重要，更少地依賴於自然資源；九是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十是國家組織重要性日益增強。從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型看，有新古典主義的增長模型，包括20世紀50年代的索羅－斯旺模型和20世紀60年代的卡斯－庫普曼斯模型及其改進；開放經濟體如局部的有限時域模型；內生增長模型，包括單部門模型和兩部門模型；技術變遷、研發和創新模型，包括羅然模型，熊彼特模型、技術擴散模型；人口遷移模型；生育率模型；勞動閑暇選擇模型，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經濟增長理論與經濟發展理論是同一件事情兩種不同的表述，盡管在20世紀60—70年代有很大的區別，但近年來出現了殊途同歸的兩種趨勢。一是薩默斯和盧卡斯的“新增長理論”——將世界經濟增長作為一個整體，取消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界限，使經濟發展+經濟增長=發展。二是20世紀以來混合經濟的成功經驗，使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的新古典主義重新受到重視，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合並向新古典主義理論回歸。
第二種發展理論：發展=趕超+創新+跨越+進步。20世紀中葉興起的發展經濟學主要為了推動二戰以後獲得民族獨立的國家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發展，趕上甚至超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水平，實現全球經濟的平衡發展。在最初的趕超和跨越的第一階段，比較注意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強調物質資本積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強調工業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是強調計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到了修正和進步的第二階段，重新認識和啟動了市場經濟；重新糾正了對農業的偏見和偏差；重新安排了國際貿易推動發展的作用；興起了社會評估的理論和方法；人類資源和人力資本及技術創新成為新的增長動力和因素等等。這樣，經濟發展意味著人均收入的持久、可持續的增長，它伴隨著生產的多樣化、絕對貧困的減少以及所有公民的經濟機會的擴大。後發國家的發展，統統是以趕超為特征的，而趕超，又以鮮明的現代化來統領，目標則是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代表性的有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論”，阿明的“依附論”，科爾內與卡萊斯基的“社會主義經濟增長論”，亞曆山大·格申克龍的後發優勢理論，M.列維的五項後發優勢，羅斯托的“起飛論”，阿伯拉英維茨的“追趕假說”，伯利茲和克魯格曼的“蛙跳”模型，艾肯的“一般均衡模型”等等。事實證明，世界曆史上先後崛起的現代化經濟體，在發展理論上都是貫徹了趕超和跨越戰略思想的。
第三種發展理論：發展=改革開放=轉型=新發展模式。二戰以後，不發達國家都麵臨著加快發展和加快改革的兩項重大曆史任務，特別是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改革成為中心環節，出現了四種類型，A型：發展=經濟增長+社會變革。這是原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在《聯合國第一個十年發展》首先提出的變革和轉型，但價值判斷仍然在轉型之外。B型：發展=接受產業轉移=外向型經濟。發展經濟學中劉易斯的二元結構論、錢納裏的兩缺口模型和工業化理論，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等等，創造出了亞洲四小龍和儒學資本主義的模式。C型：發展=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斯等人提出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幾乎成為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以後所有發展中國家轉型的模式。而這一模式卻造成了亞洲金融危機、拉美陷阱以及今日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惡劣後果。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批判新自由主義，彌補新自由主義的缺陷，成為以後發展理論的主要任務。D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探索，創立了新的科學發展理論，這是本書的主題，後麵將展開研究和論述，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第四種發展理論：發展≠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發展還應當包括社會發展。邁克爾.P.托達羅教授認為，每個國家都在為發展而奮鬥。雖然經濟進步是基本的部分，但它不是唯一的部分。發展不純粹是一個經濟現象，從最終意義上說，發展不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質和經濟方麵，還包括其他更廣的方麵。因此應該把發展看成為包括整個經濟和社會體製的重組和重整在內的多維過程。除了收入和產量提高外，發展顯然還囊括製度、社會和管理結構的基本變化以及人們態度，在許多情況下甚至還有人們習慣和信仰的基本變化。雖然通常是從國家範圍來看發展的，但發展的普遍實現也可能使得對國際經濟和社會體係進行根本性修正成為必要。所以，我們必須把發展看成是涉及社會結構、人的態度和國家製度以及加速經濟增長、減少不平等和根除絕對貧困等主要變化的多方麵過程。通過這個變化，整個社會製度(在這個製度內變成了個人和社會集團的多樣化基本需求和欲望)把人們普遍不滿意的生活條件變成被認為物質和精神上都“更好”的生活狀況或條件。他認為，發展既是一個物質現實又是一種心理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社會的、經濟的和製度過程的某種組合，社會已經獲得了達到更好的生活的手段。無論這種更好生活的具體成分是什麼，所有社會的發展至少必須具有以下三個目標：第一，增加像食物、住房、衛生保健和保護等維持生存的基本物品以及擴大這些維持生存基本物品的分配範圍。第二，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較高的收入外，還包括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更好的教育條件，更多地注意文化和人類價值。所有這些將不僅為增進物質福利服務，而且也為創造更大的個人和國家的自我尊重服務。第三，通過使個人和國家不僅擺脫對其他人和其他民族的屈從和依附，而且也擺脫對愚昧和人類痛苦的力量的屈從和依附來擴大他們經濟和社會的選擇範圍。托達羅教授指出，從長期不發展狀態向發展邁進的最先決條件必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於這個理由，經濟學必須在發展過程中起中心作用。美國學者詹姆斯·米奇利在《社會發展》一書中指出，僅僅把經濟發展當做唯一的發展就會導致扭曲發展。在這些國家，不是缺乏經濟發展，而是未能使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目標相和諧，未能保障經濟進步使整體人口受益。因此，我們迫切需要促進社會福利的新途徑。這個新途徑就是社會發展。社會發展超越了過去增加社會福利的殘留性和製度性途徑，通過社會發展來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達成各種社會政策的和諧，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在動態過程中協同促進人類福利和進步。
在現代曆史上，如何破除社會僵化，壯大社會發展，從根本上製約和平衡國家與市場的力量，消除其偏差和弊端，始終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鄭永年教授特別指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從奧爾森的觀點看，中國戰勝了社會僵化，同時在經濟快速轉型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而用波蘭尼的理論則可以對中國轉型如何影響社會做出解釋。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是出於國家策劃。同樣的，解決由市場引出的各種問題也應是國家的任務。缺乏有效的政府幹預，市場的無情侵襲必然會逐漸破壞社會結構的基質。與市場力量相比，中國社會相對弱小，易受衝擊，它無法自衛，必須由國家來保衛。然而，中國政府並不是中立性政府，以資本為代表的市場力量天生具有尋求權力保護的趨向，作為政府也願意與市場力量結盟，因為二者一旦攜手合作，就能分享巨大的利益。社會也一直在爭取政府保護，但由於缺乏借以影響國家的有效手段，保護仍然是蒼白無力的。這就使得當今中國政府處於進退維穀的境地：政府必須做出選擇，創造出能使市場和社會雙贏的棋局。這種棋局並非空中樓閣。保證經濟持續發展需要依靠市場的力量，但是若缺乏有效的政府規劃，市場力量就將趨向於自我毀滅。更重要的是，社會若不采取有效的約束行動，國家和市場力量都將走上自我毀滅之路。近年來，通過社會改革來確定社會製度從而達到社會公平，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