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基石，是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人的全 麵發展的根本途徑。當今世界，隨著綜合國力競爭日益激烈和科技進步 日新月異，人力資源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資源，人才成為國 家競爭力的關鍵。麵對更加激烈的挑戰，我國提出了 “人才資源是第一 資源”、“強國必先強教”的科學論斷，製定了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 戰略，作出了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戰略部署。2010年頒 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為我國 教育事業的科學發展指明了方向，描繪了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宏偉藍圖。 以教育規劃綱要為指導，國家啟動實施了一係列教育體製改革試點和重 大教育工程項目，開啟了教育改革與發展全新的曆史篇章。21世紀，歸 根結底是教育的世紀，因為教育是知識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之母, 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人類自身發展提高的具有基礎性的決定因素。教 育科學的地位和重要性正日益凸現，每一個有責任感的教育學者，必將 以獨立的思考，來回應當今教育所麵臨的問題。在新的發展機遇下，編 輯出版這套《教育學研究叢書》，正是為了記錄探索的軌跡，釆擷思想的 花朵。
信陽師範學院是一所以教師教育為主體的省屬本科高等師範院校, 承載著“麵向基礎教育，服務基礎教育”的光榮使命。建校三十多年來, 教育科學得到了長足發展。2002年開始招收教育學專業本科生，2007年 開始招收課程與教學論專業碩士研究生，2009年開始招收教育碩士專業 學位研究生，2010年獲批教育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權；現有的“河 南省基礎教育研究中心”為河南省唯一一個在高校設立的省級基礎教育 研究中心；“課程與教學改革研究所”為河南省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 學重點研究基地；“教育學”為河南省特色專業；“教育學係列課程教學 團隊”為河南省教學團隊；“教師技能訓練中心”為河南省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公共教育學”課程為河南省精品課程。時代前進和社會發展為教 育科學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教育學研究叢書》是一套開放式的叢書，這套叢書在內容上並不囿 於某個專題的研究，整體看來，包羅比較廣泛，既有前瞻性的理論創新 之作，也有沉潛精嚴的專題研究著作。叢書秉承了為基礎教育服務的指 導思想，體現了教育學學術團隊“立足教師教育、麵向基礎教育，立足 教育理論、注重教育實踐，立足教育現實、麵向教育未來”的研究理念 和指向。這套叢書的作者都是根據自己多年的研究方向精心寫作，有教 育基本理論研究，有感恩教育、道德教育研究，有課程與教學改革研究， 有教育決策與教育管理研究，有教育技術及教育現代化研究……研究者 根據多年的教學工作經驗和切身體會提出問題，思考問題，探尋問題, 既有案牘之間常年累月的爬羅剔抉，也有親臨其境不厭繁瑣的田野調查, 切實做到針對教育教學實踐中的問題，潛心開展踏踏實實的研究行動， 展示了教育學學術團隊致力追求的“學術自由之精神、寬宏大度之精神、 安貧樂道之精神、科學求真之精神”。
教育是一門藝術，更是一項智者的工作。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叢 書由信陽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河南省基礎教育研究中心、課程與教 學改革研究所總策劃並負責編撰，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夠為教育理論 研究和教育學科發展做一點微薄的貢獻。叢書從選稿、修改直至最終定 稿，離不開學校領導和老師們的關心、支持和無私幫助，叢書的出版得 到了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並表示誠摯的感謝。薪火相繼， 與時倶進，開拓創新，期盼借叢書的出版，各位研究者能在讀者和專家 的批評、指導和幫助下，伴隨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步伐，不斷邁向新的 高度！
朱桂琴
2012年6月
人類社會如今已進入了21世紀10年代。21世紀的人類社會麵臨著較之以往不但未曾減少，或許反而更多、更為複雜的各類問題，其中作為犖犖大端的政策問題首當其衝。政策科學由於倍受重視而漸成一門顯學，而公共政策分析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科學中發展速度最快、最富有研究活力的學科之一。由於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作為公共政策學科分支的教育政策研究在世界各國更是受到特別的重視。
我國的教育政策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但自上世紀80年代末異軍突起後，從事教育政策研究的機構、人員越來越多，有關教育政策研究的成果日趨豐富。
在有關教育政策研究的著作中，或者更準確地說, 從外國教育史（及比較教育）的角度或背景來研究基礎教育政策的綜合研究著作中, 我們欣喜地看到一部新作，這就是郭勇博士所撰寫的《卡塔爾新世紀基礎教育政策研究》。
縱觀本書，本人覺得有以下幾個突出的特點：
其一是，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國教育史研究發展迅速，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對外國教育研究成果的分析不難發現，研究歐美發達國家的成果居多，而研究其他國家的成果較少，研究小國的成果更是寥若晨星。但外國教育史（包括教育政策）研究顯然不能隻將目光偏於一隅，而應該關注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發展及教育改革都有其獨特之處，都有其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 值得他國吸取或借鑒。
卡塔爾是中東地區一個不足百萬人的蕞爾小國，但其能量不容小覷，兩年前一舉爭得2022年世界杯主辦權就令世人刮目相看。該國領導人還一慣重視教育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很早就實施了免費的國民教育。進入新世紀伊始，該國又頒布了《麵向新時代的教育》法令，立誌對其基礎教育進行深刻的變革，並借助國外智庫的力量進行謀劃。迄今為止，這場改革不僅涉及教育體製，而且在課程標準、評價方式、課堂教學方式和方法等方麵都進行了全方位的變革，與之相伴的是將新的教育理念深入到每一個角落。這些變革都與其基礎教育政策密不可分。顯然，這一彈丸小國的許多做法並不簡單，有許多經驗堪供他國借鑒參考。然而，目前國內似尚無學者對卡塔爾的教育進行係統研究，因此，本書涉及的對卡塔爾新世紀基礎教育政策的研究不啻開拓了外國教育史、比較教育以及教育政策研究的一個新領域。
其次，在研究視角上有所創新。對教育政策的分析可以從教育政策的事實進行分析，也可以從教育政策的價值進行分析。教育政策的事實分析又可以分為教育政策的內容分析、教育政策的過程分析、教育政策的環境分析和教育政策的產出分析。教育政策價值分析是指對教育政策的內容、教育政策的形成過程、教育政策的執行過程所體現的人的價值觀念，以及教育政策執行結果所體現出的價值進行分析。本研究從教育政策過程分析的視角對卡塔爾新世紀教育改革政策的形成過程和實施過程進行分析，主要分析教育政策形成過程中政策問題的界定、政策方案的設計和選擇，政策實施過程中教育體製的建構、教育質量保障（尤其是教育問責製的建立過程）、教育經費政策和教師政策的實施過程。這些研究視角獨特，有其特有價值其三，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及實踐意義。從理論意義上說，本研究有助於從地域上豐富外國教育史（包括比較教育）研究的領域，打破“歐美中心”論的局限，此外有助於從製度史研究上豐富外國教育史研究的領域，更有助於豐富教育政策分析理論。從實踐意義而言，本研究可為我國教育決策部門製定具體政策及實施有關政策時提供有益的借鑒，還可為我國基礎教育教學質量監控體係的建立提供借鑒。當前我國正在實施新課改，在此情況下借鑒他國的成功經驗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綜上所述，僅就這幾點而言，本書的出版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當然，本書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本研究主要依據美國蘭德公司的有關材料寫成，如果作者能親身到該國考察，獲得更多的第一手資料及觀感，在此基礎上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無疑會使本研究更有意義及價值。
郭勇曾是本人的博士研究生。在讀博期間，他給人的印象是忠厚樸實，靜默少語，平凡之至；但實際上此君頗有主見，並有很高追求，絕非安於平庸。顯然，一個踏踏實實，刻苦向學，壯懷高遠之學人，與隻會誇誇其談，博人眼球，未必肯下真功夫的饒舌之徒相比，二者的高下立見。我希望他能保持一貫的風格。最後還應指出的是，本書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完善而成。據本人所知，該書是他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小荷才露尖尖角”，已有不俗表現。本人相信並衷心祝願他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不斷精益求精，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楊漢麟
2014年 1月15日於武昌桂子山
前言
卡塔爾國家領導人一直把教育視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然而，這個國家的教育卻沒有培養出高質量的學生，而且教育製度僵化、陳舊和阻礙變革。2001年，卡塔爾領導人邀請蘭德公司對其幼兒園到12年級（K-12）教育進行診斷，並要求提出建設世界級先進教育製度的政策選擇方案。在對蘭德公司提供的三種方案作出選擇後，卡塔爾埃米爾(His Highness the Emir of Qatar)頒布了《麵向新時代的教育》政策以建立一種全新的自幼兒園到12年級的教育製度。新教育製度的設計基於四項基本原則：自治權、問責製、多樣性和選擇權。本文基於教育政策分析的視角對卡塔爾新世紀基礎教育政策的形成過程和實施過程進行係統研究。
導論部分主要探討了選題緣由和研究意義，對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綜述並指出存在的不足，闡明了研究的總體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探討了卡塔爾新世紀基礎教育政策形成的政策背景，包括卡塔爾的政治、經濟、曆史、文化傳統及教育體製和教育政策形成的過程，涉及教育政策問題的界定、教育政策規劃的製定和教育政策方案的選擇幾個方麵。
第三部分包括第三、四、五章，著重從教育體製的構建、教育問責製的建立、教師政策和教育經費政策幾個方麵探討了卡塔爾教育政策的實施過程。第三章重點闡述了教育改革組織機構的建立和運行過程。教育改革組織機構包括教育最高理事會、實施小組、教育局和評估局及其辦公室和獨立學校。第四章重點探討了卡塔爾教育質量保障機製——教育問責製，包括課程標準、全國性學生測試和數據報告與獎罰。課程標準是教育問責製的基礎，全國性學生測試是教育問責製的手段，數據報告與獎罰是教育問責製的激勵機製。第五章主要探討了卡塔爾新世紀基礎教育的教師政策和教育經費政策。教師政策涉及獨立學校的經營者如何招聘和留用教師，以及應該為教師提供什麼樣的專業發展機會；教育經費政策涉及教育改革的總體經費、獨立學校經費和人員經費，以及這些經費的發展趨勢。
第四部分為第六章，主要從教育政策分析的視角對卡塔爾新世紀基礎教育政策進行分析。動態的分析主要分析教育政策形成過程中政策問題的界定是否準確、教育政策方案的設計是否可行；教育政策實施過程中各項政策的執行是否到位。靜態的分析主要分析基礎教育政策是否全麵，是否能夠確保實現其基礎教育改革的目標。
第五部分總結了卡塔爾新世紀基礎教育改革的經驗及對我國基礎教育改革的重要啟示並展望了卡塔爾教育研究的未來。
一、選題緣由
英國科學哲學家波普爾（Karl R.Popper）認為：科學的第一個特征，就是“它始於問題，實踐及理論的問題”。在《猜測與反駁》中他主張科學和知識的增長永遠始於問題，終於問題——越來越深化的問題，越來越能啟發新問題的問題。問題是學術的靈魂，沒有問題就不會有較高質量的思維。選擇和確定研究問題是研究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它決定了研究的方向和水平以及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與途徑。具體到本研究而言，“卡塔爾新世紀基礎教育政策研究”這一論題之所以被納入筆者的研究視閾，主要源於對我國基礎教育改革的思考以及對卡塔爾新世紀基礎教育改革的深切關注。
（一）卡塔爾基礎教育：一個值得開墾的新領域卡塔爾（The State of Qatar）是一個正在快速崛起的阿拉伯國家，位於亞洲西部、海灣西南岸。卡塔爾以其得天獨厚的天然氣資源、引人注目的“半島電視台”、2001年舉辦的“世界貿易組織大會”和2006年舉辦的第15屆亞運會越來越顯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2022年世界杯舉辦權的獲得更是讓全世界對蕞爾小國卡塔爾刮目相看。
1971年9月3日，卡塔爾正式宣布廢除同英國簽訂的不平等的“友好保護條約”[ 1916年，英國與卡塔爾簽訂了所謂的友好保護條約，使卡塔爾如同科威特、巴林、阿曼等地區鄰國一樣成為英國的“保護國”。按此條約，確認卡塔爾時任統治者卡賽姆之子阿卜杜拉的統治地位，而英國有權對卡塔爾的外交實施監督，卡塔爾未經英國同意，不得出讓、變賣或抵押領土；英國允諾從海上和陸上保護卡塔爾安全不受外來襲擊]，建立獨立自主國家，國家元首稱埃米爾（Emir）。獨立後的卡塔爾迅速加入阿拉伯聯盟和聯合國等地區與國際性組織，同世界上許多國家建立起廣泛的外交關係，並建立起本國的陸、海、空三軍部隊。
20世紀50年代初以前，卡塔爾沒有正規的學校教育，僅有私塾教育，且學生數量十分有限。1952年，在時任統治者阿裏·本·阿卜杜拉·阿勒薩尼（Ali Bin Abdullah Al-thani）長老的關懷下，卡塔爾建立了第一所國立小學，這是卡塔爾正規教育的開始。1956年，卡塔爾政府組建的內閣第一個部級單位，就是主管全國教育的知識部（1971年卡塔爾國獨立後，該知識部改名為教育部）。就在這一年，卡塔爾國建立了新的、相互銜接的學校教育體製：小學學製六年、預備中學學製三年、高級中學學製三年。1973年，原有的兩所師範學校升格為男子師範學院和女子師範學院，這兩所師範學院後來成了1977年新建高等學府——卡塔爾大學的核心。目前，卡塔爾大學已經發展成為擁有八個學院和四個研究中心的綜合大學。
卡塔爾政府一直把教育視為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因素。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卡塔爾政府針對其僵化的教育製度、陳舊的教學內容、單一的教學方式和方法等問題進行多次教育改革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但成效並不顯著。2001年, 為了在卡塔爾建成一種世界水平的教育製度，把卡塔爾青年培養成具有充分參與國家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能力的高素質人才，卡塔爾政府聘請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協助其進行新世紀的教育改革。蘭德公司在對卡塔爾教育製度進行充分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三種教育政策方案，卡塔爾政府在權衡各種因素之後選擇了特許學校模式，並結合本國實際改名為獨立學校模式。事實證明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
然而，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十分了解這個國家，更不了解這個國家的教育。筆者在搜集資料時發現國內外學者研究卡塔爾教育的成果屈指可數。因為，盡管人們都知道教育必須不斷地改革和發展，必須博采眾長，了解和吸收世界不同國家教育改革的經驗和教訓，但在借鑒和學習國外的教育經驗時，總是不約而同地把目標鎖定在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上，而很少有人去關注像卡塔爾這樣的小國家的教育改革與發展。事實上，教育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國教育發展方向是一致的，任何國家的教育改革都既有向世界其他國家學習的成分，也有與本國文化傳統相適應的土生土長的教育發展經驗。因此，我們在借鑒國外先進的教育經驗時，不是看這個國家發達與否，而是看這個國家的教育改革是否取得了應有的成效，最重要的是這種成功的經驗是否值得我們借鑒。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把握世界教育發展的趨勢並結合本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及教育傳統打造世界水平的教育製度，從而使我國的教育能自立於世界教育之林，把我們的子孫後代培養成為具有主動參與國家政治、經濟及國際競爭能力的高素質人才。
（二）基礎教育改革的思考：研究的直接動力
美國教育史學家韋恩·厄本（Wayne J.Urban）指出：“我們每個人都在通過不同的鏡頭看這個世界——其清晰度也各不相同。當我們的視野變得模糊甚或失去焦點時，我們自然會調整自己以擺脫這種模糊。”[ [美] 韋恩·厄本，傑寧斯·瓦格納.美國教育——一部曆史檔案[M].周晟，謝愛磊，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前言.]因而，人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對自己耳聞目睹的社會現實問題進行積極的思考和探索，並在不斷地擺脫“模糊”的過程中，不停地界定自己的問題，尋求問題的答案。
筆者自1984年9月進入師範學校學習就與基礎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自1987年6月師範畢業到2001年9月，我先後在小學和中學工作了14年，幾乎經曆了我國基礎教育自改革開放以來所進行的曆次改革，對我國基礎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感受頗深。1983年9月，鄧小平為北京景山學校題寫“教育要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來來” 揭開了中國新一輪教育改革的序幕。之後，我國製定和頒布了一係列的教育政策和法規：《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1985年5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1986年4月12日）、《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1993年2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1993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麵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1999年6月13日）。
然而，基礎教育的問題並沒有很好地得以解決：從教育體製政策上來看，《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指出，“實行九年製義務教育，實行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是發展我國教育事業、改革我國教育體製的基礎一環。”[ 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EB/OL].（1985-05-27）[2009-05-21].]自此，基礎教育的管理權交給地方政府負責，而在地方政府基礎教育的責任則由省到縣，再由縣到鄉甚至到村逐級下放，這樣鄉級政府和村級政府承擔了基礎教育發展的重要責任。這樣就出現了“事權”和“財權”倒掛， “小馬”拉“大車”的現象。據1998年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義務教育財政體製改革課題組”在7省市26個縣的抽樣調查結果表明，在義務教育經費總支出（含預算外）中，地級以上政府的教育支出（補助專款）隻占12%，縣級政府支出占9.8%，其餘78.2%為鄉一級政府和村負擔。[ 韓民.關於義務教育財政體製的改革[J].國家高級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1(1).]顯然，我國各級政府財政能力與應該承擔的基礎教育責任呈倒掛現象，這勢必導致學校公用經費嚴重不足、教師工資拖欠問題突出、中小學危房改造缺口難以彌補，教學質量難以保障，教育均衡發展更是天方夜譚。從質量政策上來看，我國的課程存在諸多的問題：課程目標的理想與現實產生嚴重的偏離；課程內容偏多偏難，要求偏高而且與課程目標有一定偏離；學生的學校生活質量不容樂觀；考核方式單一，結果處理不當，等等。[ 鍾啟泉，崔允漷.新課程的理念與創新——師範生讀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3-29.]從經費政策上來看，與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持續偏低，不足《教育法》規定的4%。從教師政策上來看，教師的職業遠遠沒有成為讓人羨慕的職業，教師的待遇偏低，工作量偏重，專業發展的機會偏少，等等。
為解決上述問題，2001年5月29日頒布的《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提出基礎教育管理體製“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製[ 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EB/OL].（2001-05-29）[2009-05-29].]。”新的基礎教育管理體製加大了中央及省級政府對基礎教育的轉移支付力度，同時適當提高基礎教育管理的層級，實行縣級統籌。同年6月，在課程專家廣泛調查研究和國際比較的基礎上，教育部頒布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規劃了21世紀前10年我國基礎教育課程體係的奮鬥目標和宏偉藍圖。然而，就筆者所知，課程改革實施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個質量監控機製以確保實現新課程改革的目標。這裏實質上要涉及到對如下這些問題的回答：如何在課程內容標準的基礎上製定出相應的表現標準，即學生在每一年級末學生應該學會什麼？如何對學生進行測驗？如何運用這些結果對學生、教師和學校進行評價？學生、家長、教師、學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門如何獲取相關信息？教師和學校如何運用這些信息改進自身的工作以使學校得到持續的改進，學生質量持續提高？誰應該對學生的成績負責？等等。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完滿的回答，那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就不能真正達到其目標，提高學生質量將成為一句空話。多年來，這些問題總是縈繞在心中，探尋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
（三）研究者的學習背景：為研究問題的確定奠定了基礎2008年9月，我有幸成為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史專業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外國教育史。三年來，筆者係統學習了教育史學理論與方法、中國教育史研究、外國教育史研究、中外教育交流與比較史研究、教育史學研究方法等重要課程。學習期間曾就論文選題與我的導師楊漢麟教授交流過多次，楊教師提出一些指導性建議：一是要體現教育史研究的特點；二是要提煉出研究對象的特色；三是把碩士階段所學內容和博士論文選題兩者結合起來去做，這樣既不至於荒廢以前所學知識，又能為教育史研究注入新鮮血液。由於我碩士主攻方向為教育管理學，所以想從教育管理的視角來研究外國教育史，起初把研究的國家定在美國，由於以美國為背景的研究如過江之鯽，後來在導師們的建議下試圖避開“歐美”等熱點地區，而另辟蹊徑，最終選擇了位於阿拉伯半島的一個小國——卡塔爾。因為，在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一個現代化社會必然是一個多元化社會。教育史研究要“跳出歐洲去，跳出西方去，將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與所有的時代。”[ [英]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158.]這也是新教育史學觀的基本要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