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三十三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3年微博用戶規模下降2783萬人，使用率降低9.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網民總數在繼續增加，截至2013年12月，達6.18億，全年新增網民5358萬人。
過去一年內，中國網民的人均上網時長，相比上年增加了4.5個小時。但是，22.8%的網民使用微博的時間減少，隻有12.7%的網民使用時間增加。
微博輿論場的活躍度，已經從2011年7月23日甬溫線動車事故的峰值跌入低穀。當時，幾天內就湧出5億條微博帖文。珠海企業家網友陳利浩發了一條微博，承諾網友每轉發一次就給最後一位獲救的乘客小伊伊捐款1元，24小時內轉發近百萬。
然而，自2013年8月薛蠻子等被拘以來，政府的互聯網治理，給微博輿論場當頭澆下一瓢冰水。2014年3月8日馬航MH370飛機“失聯”，全民在網上進行福爾摩斯式的推演，微博熱度有所回升，10天內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有關“馬航+MH370+失聯”的帖文近3000萬條，但仍比動車事故時期低了一個數量級。
3月13日，三十幾家微信公眾賬號被停止服務，包括一些時政類、法製類賬號，騰訊給出的理由是涉嫌違規信息、涉嫌色情或多次被舉報等。此前，微信公眾賬號因言論尺度比微博寬鬆而受到歡迎。有網友擔心，初興的微信發展空間受限。
對於近半年來網絡輿論的大起大落，網民的大喜大悲，如果局限於互聯網自身就事論事，會摸不著頭腦，甚至得出比較消極的結論。對此，不妨放眼於新一屆政府全麵深化改革的“新政”背景，來進行一番梳理。
薄王事件與極端思潮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政治風波，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中國社會的發展呈現箱體震蕩的特點。穩定壓倒一切，維護體製威權；社會主義可以容納市場經濟——從左右兩翼劃定了發展與改革的邊界。
這種箱體震蕩，保障了經濟持續2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但是，由於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特別是公權力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巨大影響力和缺乏監督下的尋租行為，加劇了競爭機會和社會收入差距的不平等，出現了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社會階層流動通道壅塞，民意的“吐槽”壓力越來越大，社群衝撞時有發生。而拒絕變通的體製惰性也越來越強。
2012年，從“薄王事件”爆發到十八大召開，出現了一個“時間窗口”。黨內外出現了清理“文革”遺風、反思高壓維穩體製、加快政治改革的激越呼聲。
體製內外的思想激蕩，為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而重啟改革呐喊、掠陣。本來，思想界的沉悶就是體製固化的苦果也是原因之一，但有時也會對現實的政治操作構成一種擾人心神的雜音，甚至可能不必要地激化矛盾。
實際上，這些年微博等民間輿論場的訴求，越來越脫離體製的現實承受力和可行性，並且不斷自我強化。從一些突發事件的個案質疑政府的公信力，發展到質疑公權的合法性。網上甚至出現了所謂“國粉”，即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的鐵杆粉絲。顛覆共產黨革命經典的帖文、段子也時有流傳，從所謂“方誌敏真相”和懷疑“狼牙山五壯士”，到質疑延安抗日和抗美援朝。這樣的放言，即使在思想解放的上世紀80年代也是難以想象的。這使體製內有人擔心：“上甘嶺已危，十五軍安在？”
共產黨執政的底線不容挑戰。互聯網作為對主流輿論特別是年輕國民影響最大的意識形態“陣地”，有關管理部門守土有責，守土盡責。
但是，除了這些極端的言論，在眾多涉及民眾利益個案的問題上，網上不少聽起來不甚和諧的雜音，更多地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是民眾和政府之間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疑慮，是民眾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訴求。客觀評估，現階段網上批評性的言論，就總體而言，並不具備有綱領的政治對抗、有組織的社會動員性質。網友戲言：網上經常就公共事務發言的所謂“公知”，自以為刷微博像皇帝批閱奏章，實際上隻是婆婆媽媽嘮叨的“婆知”。熱火朝天的網上言說，更多地帶有調侃娛樂和心理宣泄性質。不可掉以輕心，但也不必過度解讀。
另一方麵，懷念“文革”、美化“唱紅打黑”的情緒，也有不小的民意底盤。2013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37周年之際，有個不知名的網友發帖說：“隻恨下崗職工沒有多少文化，不然寫寫傷痕文學，那麼‘改開’（改革開放）後簡直就是地獄！”他顯然認為，下崗工人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苦難不比“文革”中的知識分子少。在國企改製下崗以後，他們處於極度貧困和無助的狀態。但是，比物質貧困更可怕的是精神貧困。知識分子還倚仗自身的見識來批判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不合理現象。而精神貧困者隻能從懷舊中尋找精神寄托，在重構的記憶中，為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所否定的“文革”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被極度地美化了。
每到周末，在洛陽的周王城廣場上，常有一些人舉著毛澤東像、唱紅歌，翩翩起舞。這是一群被市場經濟邊緣化、亟須社會送去溫暖的人群。
在一些熱點事件和敏感議題中，左和右，精英和草根，尖銳對立，從認知分歧到情感對撞，一定程度上正在撕裂社會。
從國際環境看，自蘇東巨變後，過去被認為最不適合走現代化之路的中東國家，開始了又一輪轉型和動蕩，給中國是否堅持現有發展路徑帶來困擾。距離鄧小平南方談話後的那一波市場化大潮，相隔經年，人心思變。中共十八大後接掌中國的執政團隊，如何才能同時應對來自“老路”和“邪路”的輿論壓力，為中央主導的深化改革營造客觀理性、萬眾一心的輿論環境？
用“中國夢”彌合社會分歧
習近平團隊登上曆史舞台後，表現出曆史擔當和鮮明的施政風格。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全麵深化改革作出總體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涉及15個領域、330多項較大的改革舉措，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麵。近年來社會各界熱議的一些議題，都能從三中全會找到共鳴。習近平總書記告訴外媒記者：“改革的進軍號已經吹響了。”
習近平坦率地表示，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就要求我們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