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我為什麼要做霧霾調查(1 / 2)

人民網記者:你告別央視之後,為什麼選了霧霾這麼一個題材?

柴靜:這不是一個計劃中的作品,當時因為孩子生病,我辭職後打算用相當的一段時間陪伴她,照顧她,所以謝絕了一切工作邀請。照顧她過程中,對霧霾的感受變得越來越強烈,整個生活都被它影響了,加上全社會對空氣汙染問題也越來越關心,職業訓練和母親本能都讓我覺得應該回答這些問題:霧霾是什麼?從哪兒來?該怎麼辦?所以就做了這個調查。

人民網記者:你怎麼想到公之於眾的?

柴靜:一開始沒有想要公開,隻是自己找資料,找專家問,想解開一些迷惑。我調取了十年來華北上空的衛星圖片,可以看到空氣汙染早已存在。我就在北京生活,怎麼沒意識到?我找了奧運空氣質量保障小組組長唐孝炎院士,她提供給我2004某個月的PM2.5數據曲線,相當於今天的嚴重汙染,首都機場也關閉了,隻是當天新聞報道是霧。可見當時整個社會對空氣汙染缺乏認識。

我深感作為傳媒人的一員,也有責任,因為當時我在北京,但我渾然不覺。我做過不少汙染報道,總覺得好象看到煙筒,看到廠礦才會有汙染,所以生活在一個大城市裏就無知無覺。

人都是從無知到有知,但既然認識到了,又是一個傳媒人,就有責任向大家說清楚。不聳動,也不回避,就是盡量說明白。因為如果大家低估了治理的艱巨和複雜,容易急,產生無望的情緒。如果太輕慢,不當回事,聽之任之,更不行。所以盡可能公開地去說明白,也許可以有很多人象我一樣有改變,為治理大氣汙染做一點事。

人民網記者:這一年你都去了哪裏?

柴靜:我拜訪了國內外多家研究大氣汙染的學術機構,去了一些汙染嚴重的現場調研,調查了背後的執法困境。接觸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改委能源所、工信部產業司、環保部等職能機構,也去了倫敦、洛杉磯這些曾經汙染嚴重的城市,想找到一些空氣汙染治理的教訓與經驗。

人民網記者:發現了什麼?

柴靜:我想回答三個問題:霧霾是什麼?它從哪兒來?我們怎麼辦?

以PM2.5之微小,人眼無法看到,這是一場看不見敵人的戰爭。所以這次我攜帶儀器,做霧霾健康測試,作為誌願者參與人體實驗,分析呼吸成份,拍攝肺部深處碳素沉澱的後果,想向大家解釋“霧霾是什麼”,性質、危害、構成。

通過科學家向我展示的源解析結果,可以回答“霧霾從哪兒來”。我國的空氣汙染60%以上來自煤和油的燃燒,霧霾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能源問題。中國煤炭消費量在2013年就超過了全世界其他國家用煤量的總和。車的增速也是曆史罕見。作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得不同時麵對數量和質量要求這兩大挑戰。通過調研,我發現我國燃煤和燃油大概存在“消耗量大”、“相對低質”、“前端缺少清潔”、“末端排放缺乏控製”四大問題。我也嚐試揭示這幾大問題背後的管理與執法困境。

“我們怎麼辦”是有路可尋的。從英美的治理經驗可以看到,發生過“大煙霧事件”的倫敦當時的汙染比當下中國更嚴重,但在治理汙染的前20年,汙染物下降了80%。發生過嚴重“光化學煙霧”事件的洛杉磯,車輛比上世紀七十年代增加了3倍,但排放低了75%。就象解振華主任所說,人類的教訓和經驗放在那裏,證明汙染可以解決,而且不必那麼久,中國已經承諾2030年左右碳排放到峰值,碳排放與霧霾同源,有協同減排效應,這個峰值的倒逼,意味著未來隻能向綠色、低碳、循環經濟的方向去,不走唯GDP道路,整個國家的治理體係、能源戰略、產業結構都會隨之改變,會對普通人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未來的創造者是抓住先機的人。

人民網記者:你以前也做過很多汙染報道,並且被評為環保部2007年度“綠色中國年度人物”,這次與你以往報道有何不同?

柴靜:這些年我做過的一些汙染報道,但都是就事論事,停留在監督某些排汙企業和地方政府GDP衝動上,我自己也停留在一種“要發展還是要環保?”的簡單思維方式上。

這次拉開時空,對過去的問題再回訪,再思考這些高耗能高汙染企業的產業現狀,看到它們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我感覺環保與經濟發展並無衝突。大氣汙染並不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恰恰需要更充分的市場化改革才能解決這一問題。環保不是負擔,而是創新的來源,可以促進競爭,產生就業,拉動經濟。國際治理汙染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第一,政府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幹預,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力量。第二,政府不可或缺,必須通過製訂政策,嚴格執法,來保證市場競爭的公正公平,優勝劣汰。這兩點都與我國當前改革的方向一致。

人民網記者:那你覺得普通人應該怎麼做?

柴靜:我自己並不想鼓動號召他人必須做什麼、應該怎麼做,那有一種強迫性。小時候有一次,我把肥皂水倒在了樹根上,我奶奶沒說什麼,隻是拿小鏟子把肥皂水鏟起來,埋在了別處——人去做什麼,是因為心底有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