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劍
說這一輪改革人們期待了10年並不為過。過去10年，中國經濟迎來了極為快速的發展。中國經濟不僅沒有被加入WTO後激烈的國際競爭所壓倒，反而表現得出乎意料的優異。中國不僅舉辦了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一場接一場的盛會，也應對了國內外的各種嚴峻考驗，包括金融危機、特大地震等。由於社會各界的精力高度集中於這些重大事件，改革退居後台從而停步不前，盡管國內外學術界不斷地呼籲深化改革、推進改革。改革的停頓也的的確確使得中國經濟和社會沉澱下了種種矛盾，在經濟運行層麵，出現了民營投資乏力、金融體係風險聚集、部分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國際貿易摩擦頻發等問題。
這一係列的問題，使得中國社會有了共同的呼聲——改革到了非進行不可的時候。這種共識，來之不易。當前，自上而下的決心已經形成，那就是全麵地深化體製改革。共識不易，決心更難。這一輪改革關係到中國經濟未來10年的走勢，關係到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體係未來的大格局，也關係到政府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的目標能否如期實現。
毫不誇張地講，這是一個期待了10年的改革，關係到中國未來幾十年走勢的改革，十分令人關注。
新一輪改革“新”在何處
這一輪改革新在何處呢？
如果說1978年的改革發軔於農村，1984年的改革將其經驗推向了城市，1992年的改革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1994年的改革又是全麵市場經濟改革的鋪開，那麼，這一輪改革的新意是，它將觸及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種種深層次問題，觸及中國這一龐大經濟體的骨髓，從而重構其造血功能。
具體說來，這一輪改革將不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它還將涉及法治體製、政府行政管理體製、教育與科技管理體製、社會管理體製等一係列與經濟運行密不可分、對於緩解社會矛盾至關重要的領域。這一點都不奇怪，當前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症結已經涉及超越經濟體係本身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可以說，影響中國經濟的是政府行為的問題，是政府行政體係的問題。比如說，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中央政府某些部門緊抓權力不放，通過行政審批、專項撥款等方式，直接對地方市場經濟進行幹預，從中尋租，這是政治層麵的問題。而部分民眾對市場化改革並不認可，擔心在市場化進程中相對利益受損，究其原因，又是社會管理體製出現了問題。這是由於基本社會福利體製尚未全麵建立，而市場經濟發展的收益並沒有通過適當、合理的政府幹預加以再分配——其中涉及對超額利潤的征收以及基本社會福利的發放，從而使得市場經濟發展中的部分短期失意者沒有得到充分的補償。再比如，由於司法體製設計不合理，導致司法依附於行政，許多經濟糾紛無法通過司法體係依法裁決，證券市場內部人舞弊、大股東侵占小股東利益、金融市場內幕交易等行為不能得到司法體製的懲罰和糾正。再比如，基礎教育、文化、衛生等政府必須大量投入的帶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使得這些原本為公益性的部門不得不在市場競爭中謀取利益，由此帶來了公共領域的過分市場化。
這一係列的問題都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僅僅在經濟體製上做文章已經遠遠不夠了。中國市場經濟以及社會的問題必須在政治體製、社會管理體製與經濟體製的結合部下功夫。若這種軟關節的問題不加以解決，不但中國的市場經濟體製難以推進，社會民眾的怨氣難以化解，經濟發展的長遠動力也將難以維係。這就是這一輪改革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這也是這一輪改革與之前改革的根本不同。
改革的方式本身需要改革
這一輪改革的方式也值得期待。
過去10年以來，在談到改革問題的時候，往往特別強調“頂層設計”。實踐證明，這種“頂層設計”的思路往往變成了“頂層爭議”；而“頂層爭議”又往往變成了議而不決，裹足不前。改革本身不同於具體的工程設計，從本質上講，改革是不可能“頂層設計”出來的。頂層設計無非是指出一個探索的方向，許多重大問題必須從實踐中找到答案，必須發揮基層的創造性。
這輪改革完全有希望讓改革的方式重新回到早期改革的大思路上來，發揮基層的創造性，因地製宜探索各種改革的方案。比如說，戶籍製度的改革必須因地製宜。中國各個地區的生態承載能力大不相同，發展格局大不相同，人口飽和度也大不相同，因此，不同地區的戶籍具有不同的“含金量”。戶籍改革本質上應當由各個地方根據自己的社會、經濟、生態、百姓認知等實際情況提出方案並加以推動。與此相關的是土地問題，不同地區百姓的市場經濟理性稟賦完全不同，土地價值和人均土地擁有量也完全不同，因此，土地問題不可能一刀切，隻可能在若幹粗線條的原則指引下，讓各個地方分別探索，逐步地讓土地在有規劃的前提下流轉起來，給農民更多的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