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首先定義“簡單思維”，否則根本無法談論複雜思維。可是為了洞察簡單思維，我在2009年發表了一篇冗長的文章，標題是“哈耶克《感覺的秩序》導讀”（《社會科學戰線》）。雖然，至今國內也沒有人來翻譯哈耶克的這部艱澀作品。讀者不妨在網上檢索閱讀我那篇“導讀”，於是很容易理解我這篇文章的開篇。
我們腦內的神經元網絡結構，哈耶克在年輕時正確地猜到了，是生物個體對外在環境和內在體驗的一套複雜龐大的分類體係。外在的和內在的體驗，被哈耶克求學時代的心理學家視為“刺激”，類比於最簡單的“刺激-反射”係統。隻不過腦對刺激的“反射”早已演化到非常高級的階段，甚至有了“信仰”（也被宗教心理學家稱為“符號行為”）。不論如何，當我們的腦係統接收到一項刺激時，從漫長的演化（幾十億年）經過“物競天擇”繁衍至今的個體生命的腦，形成了一套基本的功能，就是對這項刺激進行分類，將它歸入某一類別。有了符號能力的生物體（例如人類），表現出這樣一種符號能力：僅僅接收到有限多次的同類刺激就可建立足以為無限多次的這一類刺激分類的“範疇”（概念或觀念或理念）。金嶽霖先生喜歡將範疇當作動詞來使用，因為我們範疇我們的體驗，這就直接描述了我們腦的分類活動。
例如，此時此地天上飄過一片雲，剛學會說話的孩子看到之後，不曉得是何物。引述維特根斯坦和羅素對相對於“派生概念”而成立的“基本概念”的定義，若這孩子信任的一位成年人恰好在這孩子的注意力集中於這片雲的時刻指著這片雲告訴這孩子說：這是“雲”。這一過程重複若幹次，這孩子通常就可自己指著一片雲說那是雲，而不必再問那是什麼。讀者或許不能想象這是思維的多麼關鍵的“飛躍”，以致腦科學家和哲學家在最近幾十年裏試圖解釋這一飛躍為何似乎僅在人類才可能。大量的實驗表明，黑猩猩（最接近人類的靈長類動物）經過幾十年訓練也難以表現這一從“現象”（有限次的經驗）到“概念”（無限次的可能經驗）的飛躍。
柏格森是西方思想界的一位著名人物，據史家考證，紐約百老彙大道（英文名稱就是“寬闊大道”的意思）建成之後首次有記錄的交通阻塞，是因為上世紀初柏格森首次訪問紐約，萬人空巷爭睹名家風采而導致的。柏格森對1920年代中國知識界領袖們（例如梁啟超和張東蓀）影響深遠，他的創造性演化理論，今天譯為“創化論”，張東蓀譯為“突創論”。柏格森有一本小冊子，中譯本是《材料與記憶》（實在很糟糕的標題）。在這本小冊子裏，柏格森探討上述令人困惑的問題：人類為何需要概念？這位公認的天才，經過或許很迅速或許很艱難的思索，提供了這樣的回答：人類需要概念是因為概念可以節省大量的體驗，於是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也就是節省了生命）。基於前述，讀者應當很容易就接受柏格森這一回答。當然，否則，每一生命個體都要站在地上看飄過的雲，從生到死，也還是不能滿足對每一片正在飄過的雲的好奇，還要詢問那是什麼。
有了概念，我們用概念去範疇每一類體驗。當我們的腦將一項刺激成功地分類到某一範疇之內時，腦內的“好奇”（與血清素焦慮感和多巴胺幸福感密切相關）就會大大減弱，於是我們的注意力轉向其它的新奇事物。毫不誇張地說，大多數科學家相信如此，人類隻是因為獲得了符號能力（包括語言），在智識方麵（需要積累許多體驗），才終於超越了一切靈長類和地球上的其它物種。盡管，在任何其它方麵（肢體、嗅覺、聽覺、視覺……）人類似乎都不是占優的物種。有跡象表明，人類進入“知識社會”以來，在生活的一切方麵都格外地依賴於概念以致逐漸丟失了常識。這一趨勢，我稱為“知識的官僚化”——知識不再是基於人生感悟的動態過程，而是，僅僅基於書本知識或其它同樣抽象的知識的靜態過程。
那麼，我們怎樣範疇？對“邏輯”的心理學研究表明，我們似乎最習慣於將刺激歸入“A”或者“非A”。也就是說，我們習慣與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這是因為，我推測，大約一億年前，我們遠祖的哺乳動物腦最初形成分類係統時，它們生存的環境（外在刺激）和它們身體的結構（內在刺激）遠比人類簡單。我推測，根據叔本華和一位當代腦科學家的推測，這套分類係統的演化史可能追溯到最早的軟體動物海星的行為模式。海星在觸碰到障礙物時，它的分類很簡單：要麼這是障礙要麼這不是障礙。然後，它的解釋神經元（腦科學家稱為“中介神經元”），也就是承擔了分類功能的神經元，據此發出移動肢體的信號，如果是障礙，肢體就轉換探索的方向，如果不是障礙，肢體就跨越。顯然，海星可以有更複雜的分類：是障礙，不是障礙，很可能是障礙，很可能不是障礙，以概率0.5不是障礙……演化學說的創始人達爾文，據思想史家考證，從我們經濟學家斯密這裏借用了一項經濟學原理：天下沒有免費午餐。海星要有更複雜的分類係統，代價可能很高以致不必有。因為，人工智能學家很容易論證，海星可以隻有最簡單的非黑即白分類係統，但可以很容易地“學習”。例如，試錯，假設碰到了障礙物，肢體試著向上移動，每移動一步，中介神經元係統就對新接收的刺激加以分類：是障礙或不是障礙。顯然，同一套簡單分類係統，足以試錯地學習和認識海星的環境。
人類其實也可以如海星那樣生活，如果不是因為人類自尋煩惱的話。我的觀察，尤其當代中國人——我請讀者自己解釋這一關鍵性的事實：美國人是世界公認的“天真”民族，反而比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更複雜。我的觀察是，中國人有太多太多的簡單思維模式。魯迅批評中國人不懂邏輯，姑且認為是“情有可原”。我推測，從高華考證的“中央蘇區”時期開始，幾十年來，我們的文化宣傳工作在確立大眾的思維模式方麵成果卓著。恕我引用這一經典的簡單思維模式：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於是，隻要你是自由主義你就是左派的對立麵，隻要你是左派你就是反對自由的。或許我這樣描述也複雜了一些。那麼，簡單一些，記者在街頭詢問每一個人：你幸福嗎？記者想過沒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什麼？我的觀察（我確實收看了那幾天的中央電視台節目），簡單地，記者隻希望得到非黑即白的回答：我幸福，或者，我不幸福。可是，在至少一個鏡頭裏，一位被問到這一愚蠢問題的路人說很難簡單回答。因為，嗬嗬，亞裏士多德係統地論證過，大多數人不能說幸福也不能說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