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腐敗零容忍，減少存量、遏製增量，反腐勢必長期化，與簡政放權及其他改革舉措一道，約束權力，改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不出意料，反腐成為今年“兩會”的熱點話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抨擊“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並告誡“有權不可任性”；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提到撤銷令計劃、蘇榮等14人全國政協委員資格，表示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有關反腐的議案、提案層出不窮。這些動向表明，反腐沒有頓點，更沒有終點，反腐永遠在路上。
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相繼落馬的2014年，稱得上是“反腐標杆年”。進入2015年，反腐持續深入，特別是1月15日和3月2日軍方先後集中公布兩批總計30名“軍虎”被查，引發民眾反腐新期待。經過兩年聲勢浩大、艱苦卓絕的整風肅紀，反腐鬥爭正成為一場持久戰。當前，應繼續秉持對腐敗的零容忍態度。反腐不會搞運動，也不是一陣子，而是以堅實步伐、切實力度開展的一場持續深入的鬥爭。應通過紮實努力，切實減少腐敗存量、遏製腐敗增量，從而獲得反腐的壓倒性勝利。這是一場關乎人心向背、執政黨生死存亡的戰爭。
“減存量、遏增量”源於對當前腐敗形勢的基本判斷。兩年來，反腐戰果累累，但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塌方式腐敗、係統性腐敗仍不時發生，個別領域的腐敗仍未根本觸動。腐敗分子不會甘心束手，甚至可能頂風作案。反腐保持高壓態勢，不僅意在威懾，更是為治本贏得時間、創造條件，其目標是建立“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長效機製。
當然，對腐敗零容忍，並不等於現實中能夠徹底消除腐敗，達到所謂“零實現”。這不僅因為治理腐敗是一個過程，還因為腐敗本身與人類文明發展相生相伴，古今中外概莫能免。作為社會進步的副產品，其存在有著必然性，對此，既不能熟視無睹，也不必驚慌失望。而對於政府，對於執政黨，則必須采取有腐必反、有案必查的“零容忍”基本態度。“法乎其上，得乎其中”。隻有堅持“零容忍”，反腐力度和成效才能最大化。倘若放棄“零容忍”，腐敗勢頭將卷土重來，得之不易的反腐成果也會斷送。
減少存量難，遏製增量更難。如果說，減少存量需要更大的決心，順著腐敗的枝枝蔓蔓，查處單個案件的邊際成本還會遞增；那麼，遏製增量則麵臨更大的挑戰，需要預防腐敗、權力監管與製約、問責與懲治等一整套機製，真正觸及治本之策。
治本是一個係統工程，除了中央八項規定，公務員薪酬、報賬製度也在抓緊修改，更重要的是，治本之策並非憑空而來，保持高壓持續反腐本身就孕育著製度萌芽。盯住一個個具體問題，在具體個案的查處中找尋規律，積累經驗，便可帶動機製的創建與轉變。以紀律檢查體製為例，兩年來，它不斷完善：著手雙重領導體製改革，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製定省區市、中管企業紀委書記、副書記和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組長、副組長提名考察辦法等，都是在反腐實踐中遇到阻力後，經過反思提出的改革辦法。不懈的反腐有望“內生”製度變革。
在反腐製度建設上，既要重視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也要“摸石頭”。鏟除腐敗土壤則有賴於全麵深化改革，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減少權力尋租的機會。為此，應當加大政府職能轉變的力度，簡政放權，更堅決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應製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麵清單，推進法治政府建設，規範權力運行，真正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
兩年來，反腐一直伴隨著種種疑慮。誤解要及時解釋，曲解應堅決澄清。例如，有人認為，持續反腐會損害政府形象，會給“敵對勢力”製造口實。這種論調，可能是杞人之憂，更可能是腐敗分子釋放的煙霧，雖不值一駁，但值得警惕。時下更流行的一種看法是，如果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反腐將被迫減力。他們認為，反腐攪得官員、企業家人心惶惶，不利於穩增長。其實，這不過是老調重彈。中國經濟下行，有周期性和結構性雙重原因，其趨勢在大力反腐前即已顯現。從根本上說，反腐不僅未導致經濟下行，相反，它與政府簡政放權及其他改革舉措一道，初步約束了權力，改善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反腐是健全市場經濟體製的內在要求。當前，創業企業和新業態等經濟新亮點不斷湧現，正與反腐息息相關。隻有憑借設租自肥的貪腐官員和依靠尋租“崛起”的“經濟寄生蟲”，才懼怕反腐、抗拒反腐。各種疑慮終將隨著反腐不斷深化逐步被打消。
可喜的是，如火如荼的反腐必將持續下去，已成社會共識。當初曾一度彌漫的“運動式反腐”“選擇性反腐”的懷疑一掃而空。社會健康力量與腐敗是勢不兩立的，貪腐分子對其下場不必再抱幻想，隻是無論是案件查處，還是製度建設，均需由淺入深、由易到難、循序漸進。治腐如同治霾，雖任重道遠，但決心已下，目標已明，惟須有路前行，無路開路，堅定不移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