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星期四。
那是文革後恢複高考的第二年，十萬大軍過獨木橋，能考上的人和現在相比，那是少之又少了。可以說，當時的大學生比現在的狀元還風光。我父親在部隊是個幹部，母親也是挺有名的軍醫，因此我比一般家庭的孩子要幸運的多，不必一念完初中就被捉去上山下鄉再改造，也不必去廠裏幹活。七七年的時候我也參加過高考，那是文革後第一次恢複高考，隻可惜臨考前突然發高燒，根本起不來床，在醫院打了好幾天吊瓶都沒有起色。所以到了那一天，別的考生在考場上奮筆疾書揮灑青春汗水的時候，我就隻能躺在充滿消毒水味道的房間裏掃描天花板上的蜘蛛網。
一九七八年夏季，我重新參加了高考。那年，我十九歲。
這次不出意料的考上了，母親很高興，帶著一大群親友團到火車站給我送行，拚命往我身上塞東西。當時不比現在，普通人坐不起飛機，也開不起小轎車，大學生上學不能像現在那樣每個星期回家拿點補給，要帶的都得一次全拿齊了，到了假期才能回去。因此每個人都負得大包小包的一身裝備幹糧，上火車時都得打橫走才擠得上那個小門，看上去都跟螃蟹似的特別滑稽。
我家鄉在南邊，學校所在的城市是長江以北了，聽說那裏青山環抱綠水長流，風光很是秀美。隻是那秀美的風光和眼前人頭湧湧烏煙瘴氣的檢票口實在難以重合。
混入知識青年的隊伍，就看見一群人湊在一起高談闊論，叫賣似的炫耀自己的偉大經曆。最多的句式就是“我那會兒在什麼什麼村裏那日子過得可苦啦，農村連那啥啥啥都沒有”，或者“我那時候在廠裏天天都得幹嘛幹嘛，哎喲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等等，好像把那些苦日子說出來自己就能多有範兒似，卻是完全忘記了那段歲月給他們帶來多少人生的積澱。所謂有那碗酒墊底就什麼酒都能喝，我倒是希望我也有那碗酒。
人群突然一陣躁動，接著那些坐地上的靠牆上的瞬間全都活動起來，蜂湧至檢票口。我扛起大包小包，隨人流的湧動像檢票門走去。過了檢票門，所有人都在飛速狂奔，也不知道是誰撞翻了垃圾桶，害後麵的人都得在奔跑途中來次跨欄，場麵真叫浩大。
尖銳的鳴笛一聲長嘯，昭示三天車程的開始。火車上的座位很硬，我坐得屁股都起繭了那破火車才哐當哐當到了站。出了火車站就看見一片片蒼綠色的山，的確，是挺青山環抱的，就是荒蕪了點。
不遠處就有接待新生到新生點的車子。一排解放牌大卡車前站著一列七七屆的學長學姐，胸前戴朵大紅花兒笑得那叫陽光燦爛。
山路很是顛簸，車輪子隨便碰上個石頭都要把你的膽汁給顛出來。好不容易終於看見遠處教師領導們在校門口拉橫幅扔彩花了，結果一下車就吐個七葷八素，把上前迎接的領導嚇一大跳。纏著扶著的去了趟校醫室，等我到達宿舍的時候裏麵就差我了。
那時一般大學宿舍都是七八個人住一屋的，我們學校的宿舍很小，一間房子隻能睡四個人。我住207號房，宿舍裏除了我還有肖貴，李楚漢和周景玄。肖貴是鄉下人，自我介紹的時候一出口聽著是“俺叫小龜”，他那名號也就自然而然定了下來。小龜睡我上鋪，住小龜對床的是楚漢哥。楚漢哥原來是廠裏的車間主任，三十好幾的大老爺們兒，舉手投足那叫不拘小節，一掌拍我背上差點沒把我拍成脊柱斷裂，也不知道是神經太大條還是爺們兒氣太夠，對著我的白眼還能笑嗬嗬地來句“兄弟”。最後一個和我一樣睡下鋪的是周景玄，拽得二五八萬的，監獄老大的氣勢。
“李英洛同學是南方人吧？”我正埋頭整理行李，二五八萬突然向我發問。
“嗯。”
“嘖，怪不得長這麼白……”
“再白也是個男人。”我把他心裏呼之欲出的那句“跟個小娘們兒似的”給噎了回去。我有經驗，因為他不是第一個想這麼說我的人。
二五八萬吃了癟，悻悻地咂了下嘴，轉過腦袋撓撓頭又繼續發言：“我說同學們，咱們應該在階級敵人到來之前團結力量，以免受到歹徒的突發襲擊而措手不及。”
“你來這兒之前撞過牆吧？還階級敵人……”
“楚漢哥，你是老苗子這些你就不懂了。大學之內其實也是危機四伏的。比方說咱們隔壁室的那個……”
“親愛的趙錦軒同學。”
周景玄那隻說教的手指還指著在半空，轉臉目光呆滯地盯著倚在門框上的人。接著抱住胳膊誇張地來個劇烈顫抖。
“懂不懂害臊啊？還親愛的，你那屁股長臉上的吧皮這麼厚。”
趙錦軒一腳踹他小腿上，轉身走到走廊，召喚他的室友們：“來來來都過來！給咱鄰居打個照麵！”
兩把聲音參差應和著，隨後，四個男人魚貫而入，從矮到高跟部隊檢閱似的。
趙錦軒似乎是個領頭的，走前一步站出來介紹：“我是趙錦軒，剛才已經介紹過了。這邊第一位是小蕉，第二位颯清，我旁邊這位老劉。大家左鄰右舍，以後同學們互相關照。有啥事兒盡管開口，我們208的人定會竭盡所能的幫助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