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紹振
當劉國柱先生把《精選客家山歌三百首》的打印稿放在我麵前的時候，我禁不住有點驚異，在這當代詩歌進入了現代、後現代的曆史時刻，居然還有這麼一個人，用心收集遙遠時代的情調的民歌，實在是令人敬佩的。
中國新詩已用了八十多年的時間，走完了歐美詩歌二百年的路程，從浪漫派到象征派，從現代派到後現代。從反映民生疾苦，到表現自我，從代工農兵立言，到反文化、反語言“非非”派，西方有的花樣，中國都已經玩過，至於玩得怎麼樣，達到了什麼樣的水平，什麼時候才能結束疲憊的追蹤，讓自己發明一點名堂，也讓西方人驚異一番，可能不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夠看到的。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國新詩搞得轟轟烈烈，至今還有一部分人不能接受，或者敬而遠之。古典詩歌和民歌，雖然有許多缺點，但是，完全拒絕的畢竟比較少。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就曾憤言：“給我二百大洋，也不念新詩。”當然，憤言隻表現情緒，並不一定準確地反映他的政策。1956年，“百花齊放”的時候，他突然想起了已經沉寂多年的五四“湖畔詩人”汪靜之，使得這個詩人又活躍了好些年頭。從根本上來說，毛澤東是個古典詩人，對於民歌也情有獨鍾。甚至提出“新詩要在民歌和古典詩歌的基礎上發展”。這就等於把新詩推倒重來。這當然是行不通的。所以，一到改革開放，新詩重新崛起的時候，“在民歌和古典詩歌基礎上發展”之說，就被拋在了一邊。這對於古典詩歌本身來說，並沒有多大的影響，它的權威性和藝術成就是任何權威所不能否定的。民歌就不同了，長期以來，可以說是受到了冷落。
這在我看來是一種短視。
民歌不但是一種藝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種文化；年代越是久遠，就越是升值。其中肯定有一些文化和藝術的化石，有待我們去發現。
劉國柱先生所收集的《精選客家山歌三百首》，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表麵上看，這些客家情歌所表現的生活，離我們時代相去是太遙遠了。但是，作為文化，恰恰是越是遙遠越是值得珍視。在我看來，幾乎每一首都是一個曆史的文本，像一段曆史的切片一樣，讓讀者非常感性地觸摸到那遠遠逝去了的心靈的年輪。
當代讀者可能禁不住驚異：在這些詩歌中的小農經濟時代的精神奇觀。在客家聚居地，傳統觀念很強，男女雙方感情直接交流的限製是不言而喻的，既沒有書信，又沒有電話，就是隱秘的表白的也可能釀成大禍。令人驚歎的是：一方麵談情說愛，受了那麼嚴酷的限製，連正眼看一看，都不敢，可是，另一方麵，又那麼放任情感衝動，表達愛情又是那麼出格。
這是因為，客家山歌在社會生活中，不僅僅是一種藝術，一種文化，而且是一種社交手段，尤其是在愛情生活中，其功能具有隱秘和公開化的兩重性。因為是唱歌，可以解釋為藝術的虛構，因而有隱蔽性；但是，又因為是麵對麵的唱和，對方也可以理解為真情直露。作為娛情的手段和作為傳情的渠道，是合二而一的。正因為此，客家山歌和其他地區的山歌有一個主題幾乎是共同的。那就是誇耀山歌的力量：“唱得鴨毛沉河底，唱到石子浮起來”，借助藝術的虛擬，把無心的調笑和有意的調情水乳交融地結合起來。這是一種掩護的策略，也是一種進攻的手段。所謂“百般計謀都用過，不如山歌來開頭”。
也許多年以後的人類文化學家對於山歌在社交和愛情生活中的這樣的社會功能會感到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