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哈瑞·丹特對人類遠景的展望(1 / 3)

如果人類發展中有一個清楚明顯的趨勢,那就是更大的自由……當然還包括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生活水平,這兩者總是相伴相生的。自由通常不易獲得,而且關鍵要有不斷增加的收入。美國經曆了數百年基本經濟發展與增長,以及數十年的反抗與戰爭,才從第三世界殖民地蛻變成獨立自主的民主政體和世界領先的國家—而且還是此類國家的典範!當然,自由和生活水平也遭受過巨大的打擊,比如450~950年的歐洲中世紀或是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不過,這樣的打擊過後,人類一定能享受到更大的自由和繁榮。

大部分人在繁榮的古羅馬時代也隻是奴隸而已,遑論此前的漫長曆史時期。想想電影《賓虛》中,人們在皮鞭的驅使下,不得不衝破人類極限,在戰爭中為羅馬海軍戰艦拉纖的情景。千萬年前,大多數人受到的待遇與現在的動物相似(甚至還不如)。今天,大部分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人遭遇相似。在這些國家中,國家資源和財富集中於單一領導人或政權手裏,比如緬甸和利比亞或是集中在對地區享有完全控製權的地方軍事力量手中,比如阿富汗和很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如蘇丹及剛果民主共和國。

在《下一輪經濟周期》第三章中,我們研究了一些跨度很大的長期周期,其中就包括為期五千年的文明周期。在這一周期中,人類經曆了重大轉型期:從一萬年前在耶利哥等地聚居的小鎮,發展到五千年前美索不達米亞烏魯克和埃及盧克索這樣的城市及貿易中心。今天,新一輪規模宏大的轉型正在我們眼前擴展開來:全球經濟進入了由千萬人口級大城市主宰的時期,勞動力分工之細以及由此產生的生產效率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並在科技創新和人口中心發展的推動下滾滾向前。圍繞著巨大創新和主要人口高峰出現了清晰可辨的500年周期:15世紀中晚期,誕生了印刷機、高桅橫帆船和火藥;幾乎就在整整500年後,發生了信息革命,出現了原子彈、噴氣機、電腦和電視 —當然還有龐大的嬰兒潮一代和強有力的新興中產階級,在全球範圍內爭相使用這些新技術。

正如我們數十年來一直預測的那樣,2008~2023年間會出現另外一場重大的政治與社會革命。我們稱之為“網絡革命”。保羅·霍肯在《自然資本主義》一書中將其稱作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時,鑒於世界上人口最多、增長潛力最大、大城市數量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都是亞洲國家,我們也可以采用美國都市學家喬爾·科特金的說法,把這次革命稱為亞洲革命。中國已經開始進軍先進技術產業,比如替代性能源和生物技術;印度則在信息技術和電影業嶄露頭角。當然,這次革命也不妨叫作新興市場國家革命。新興市場國家及其人口是世界的最大構成部分,它們剛剛開始城市化進程,邁開了向著市場化程度更高、更加民主的經濟政治結構轉型的第一步—進展或快或慢。

自下而上、以客戶/公民為主以及以人為本的模式是未來數十年內的主流趨勢—讓更多個人能夠釋放自由與力量,更有創業熱情,更專注於將事情做到最好。這一趨勢將在2008~2023年間的經濟危機內愈發明顯—危機總是能夠加快自然進程。

不過,我們還是偏向於使用網絡革命這種說法,聽上去更具普遍性;網絡以及使其成為可能的信息技術實現了人類自由和用戶控製的終極目標—不管是美國這樣發達國家中的選民,利比亞、蘇丹、緬甸等國家的民眾,還是大部分公司的員工與客戶,他們都是網絡的使用者。商家通常運用各種廣告宣傳把它們的產品和你的價值觀聯係在一起,即便這樣的聯係與產品實際毫無瓜葛,他們隻是想吸引顧客。當然,你會在簽合同的時候猝不及防地被“細則”條款刺痛神經。大部分公司是不是真的在意你的想法?在經濟層麵上,我們受奴役的程度比想象中要大得多。要點如下:

通過筆記本電腦、智能手機和互聯網,消費者、一線員工和選民能夠直接獲得信息,作出明智的決定和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斷,而不必像過去那樣,被自上而下的廣告、營銷、官僚體製、管理疏忽、政府和控製困擾。“實時的個性化服務”和“圍繞客戶”的公司與政府,不僅成為可能,而且勢不可當。我們總說“管理是問題,而非解決方案”。各種自上而下的係統正在向自下而上、以客戶為中心/以人為本的方式方法轉變……程度遠遠大於最近一波熱潮在初期階段的情形。

直到最近幾十年,管理情況才有所改變;此前,必須要協調稀有、昂貴的信息,並將政策、條例和指令通過中層管理層及專家層下達給工作人員。管理層目前仍然繼續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很多人放不開那種頤指氣使、幹涉他人生活的權力,就像有錢人喜歡在“過去的好日子”裏擁有奴隸,而且仍然偷偷地為那樣的日子一去不返而感傷。權力就是自我滿足之旅。

真正的權力來自領導力量和影響力,是一種通過給予人們有助於完成個人目標的自由、激勵、信息和資源,促使他們向著更高境界前進的能力。

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自18世紀末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問世以來最好的模式,這一理論也在上一為期250年的革命周期中得以體現。雖然尚未深入人心,但人們也慢慢了解了另外一種解釋:

一如任何一種遊戲,自由市場也需要規則。為了釋放多數人的力量,貪婪的人和少數人必須受到約束,人們需要將多數人的利益最大化,而非僅限於自身或少數人的利益。

這實際上是印第安人的精神法則,稱為因果 —有利於他人的、有利於大多數人的行為(因),會產生最好的“果”(我們不能在所有時候讓所有人滿意,所以隻要顧及大多數人就好)。經典的基督教和西方精神世界中的“批評”,圍繞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展開,或如耶穌所說“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誰願意被迫改變自己本來的樣子,以符合集體或國家的行為準則?或者從曆史的觀點來看,誰願意成為奴隸?在現代意義上來說,誰又願意僅僅做一個隸屬雇員?如果你能夠看出他人沒有按照你的意願行事或有不良行為,又怎麼能夠看不到自己的問題呢?或者看不到那個“鏡中之人”?

作為國家元首、公司總裁、部門領導或小組負責人,我們怎麼能決定手下員工應該如何反應、如何回答?自然法則似乎已經確立了一種能力和素質的鍾形曲線。每個人都各有特點,與眾不同,但大部分人具有較大相似性,即今天的“中產階級”。1%的人創造了最多的創新和財富,而另外一個極端的1%的人犯下了最多的罪行,被投進了監獄!你是否要質疑這一事實或是企圖解決這一難題?我們有什麼理由要將不同形狀的小積木放進相同的圓洞中去?我們又有何資格去質疑1%的最先進創新者和企業家推進了我們的生活水平,而相同數量具有相似抱負的人卻以失敗和破產收場,同時還有看似同樣多的人因為不遵訓導而鋃鐺入獄?在刺激我們進行社會變革方麵,罪犯難道沒有起到作用?是不是隻有成功人士才是推動社會的力量?企業家和罪犯都對社會與現狀發出了挑戰。好壞之別在哪裏?哥白尼和伽利略也曾被看作罪犯。他們認為宇宙並非以地球為中心,嚴重挑戰了當時的宗教現狀和既定價值觀。教會以火刑逼迫他們放棄自己的學說,但這兩人最終被公認為那個時代的天才。達爾文和其他具有敏銳洞察力的智者莫不如此。

秘密在於,人是不同的,各具特點,同時又都希望成為“人物”。每個人都希望實現自身的價值,作出貢獻,受到認可,簡單說來就是近250年前《美國憲法》的立法之本“追求幸福”。這就展現了另一個更大的秘訣:激勵人們,用明確的激勵手段鼓勵他們以最好的方式實現自我,並用相應成果予以獎勵,或根據相應成果幫助他們調整未來之路。要像媽媽一樣總是無條件地付出愛,而不要批評應該這樣或那樣。當然,也要像爸爸那樣,教人如何長大、實現目標、為結果負責—還要對成果直接給予獎勵,而非僅對公司或國家的整體成果給予獎勵,雖然有時候這是自然而然的做法。一個公司、一種文化或一個國家,如果能夠不斷成功、壯大,參與其中的人又有哪一個不受其益呢?

我們在本書第十章和《咆哮2000年代》(1998年)第三部分中詳細指明,企業主和經理應將公司看作個人和小型一線團隊或“瀏覽器”。這些個人或團隊應該著眼於為小型的消費者群體的獨特需求提供定製化、個性化服務—這會產生最多的價值與收益—同時應該能夠給消費者實時回應,而非需要幾天、幾周或幾個月的時間。此後,要將產品、服務和專業人士組織成為後台“服務器”,同樣在實時框架內對前台瀏覽器作出反應,而非按照舊有的自上而下的等級製度與官僚體製運行,總是將事務批次處理,而且還要看處理者的時間和心情而定。

製定決策規則,將所有前台和後台團隊的固定與變化成本都納入軟件之中,以便有效做出實時決策。如果可能,此類決策的收益也會得到實時反映。這樣一來,每個人或團隊就都能夠像小型、高效、可靠的企業那樣進行運作。他們的生存與成功仰仗於客戶和自身的盈利能力!盈利能力強、持續增長的單位能夠獲得更多自主性和資本資源,以保持增長、做出決策、服務公司客戶。前台瀏覽器是後台服務器的客戶。管理層的角色,與已經采用實時管理的股票交易市場相似,就是要設計“網絡”規則、目標、尺度和收益係統,確保公司的使命、策略方向和重點清晰明確。公司的長處為何,短處在哪?根據我們的核心實力,哪裏才是我們需要增長、著眼和主導的地方?如果有人無意間或靈光閃現地發現了新的收益方向,這個新觀點就應該略予修正或大手筆修改。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推動者,但應該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這樣,管理就不再是“問題”,而是能夠產生更多收益性工作、降低成本、生產更多定製產品與服務的解決方案。

管理的目標應為:每一個人、前台和後台團隊都成為真正的業務實體,有真正的客戶、清晰的目標和定量的最低損益。作為個人,我們應該同時為了創造並擔當公司內外的業務而努力……做我們喜愛的和最擅長的事情,掌控自己的命運,作出最大的貢獻,展現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