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的問題一旦從國際談到國家內部，先哲們不但態度和觀點相左，有時甚至水火相克誓不兩立。
耶穌對一位富人說：“你若願意做仁德之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財富分給窮人。”
否則呢，耶穌又說：“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門還容易呢。”
耶穌雖不是人，但是他的話代表著古代的人對貧富問題的一種願望。比之一部分人後來的“革命”思想，那是一個溫和的願望。比之一部分人後來在發展生產力以消除貧窮現象方麵的成就，那是一個簡單又懶惰的願望。
人類的貧窮是天然而古老的問題。因為人類走出森林住進山洞的時候，一點兒也不比其它動物富有。
一部分人的富有靠的是總體生產力的提高。
全人類解決貧窮現象還要靠此點。靠富人的仁德解決不了這一點。
蘇格拉底是多麼偉大的思想家啊！
可是他告訴他的學生阿德曼托斯：當一個工匠富了以後，他的技藝必大大退化。他並以此說明富人多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危害。
他的學生當時沒有完全接受他的思想，然而也沒有反對。
但事實是，一個工匠富了以後，可以開辦技藝學校、技藝工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那些產品吸引人們去消費，提升了人們的消費水平，甚至可引領消費時尚。人們為了買得起那些產品，必得在自己的行業中加倍工作……
人類社會基本上是按這一經濟的規律發展的。
因而我們有根據認為蘇格拉底錯了……
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阿奎那不但讚成蘇格拉底，而且比蘇氏的看法更激烈。
他說：“追求財富的欲望是全部罪惡的總根源。”
如果人類的大多數至今還這麼認為，那麼比爾·蓋茨當被燒死一百次了。
但是財富和權力一樣，當被某一個人幾乎無限地壟斷時，即使那人對財富所持的思想無可指責，其合法性也還是會引起普遍的不安，深受懷疑。
普通的美國人自然不可能同意阿奎那的神學布道，但是連明智的美國也要限製“微軟”的發展。幸而美國對此早有預見，美國法律已為限製留下了依據。
比爾·蓋茨其實是無辜的。
“微軟”其實也沒有什麼“罪惡”。
是合法的“遊戲規則”導演了罕見的經濟奇跡，而那奇跡有可能反過來破壞“遊戲規則”。
美國限製的是美國式的奇跡本身。凡奇跡都有非正常性。
一個國家成熟的理性正體現在這裏。
培根不是神學權威。但睿智的培根在財富問題上卻與阿奎那“英雄所見略同”。連他也說：“致富之術很多，其中大多數是卑汙的。”
他的話使我們聯想到馬克思的另一句話—（在資本主義製度之下）資本所積累的每一枚錢幣，無不沾染著血和肮髒的東西。
按照培根的話，比爾·蓋茨是卑汙的。
但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認他並不卑汙。
按照馬克思的話，美元該是世界上最肮髒的東西了。但是連我們中國人，也開始用美元來計算國家財政的虛實了。而且，一個中國富豪積累人民幣的過程，就今天看來，其正派的程度，肯定比一個美國人積累美元的過程可疑得多。因為一個中國富豪積累人民幣的過程，太容易是與中國的某些當權者的“合作”過程了。
任過美國總統的約翰遜說：“所有證明貧困並非罪惡的理由，恰恰明顯地表明貧困是一種罪惡。”
蕭伯納在他的《巴巴拉少校》的序中則這樣說：“窮對一個人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讓他虛弱，讓他無知，讓他成為疾病的中心，讓他成為醜陋的展品，肮髒的典型，讓他們的住所使城市到處是貧民窟，讓他們的女兒把花柳病傳染給健康的小夥子，讓他們的兒子使國家的男子漢變得有瘰症而無尊嚴，變得膽怯、虛偽、愚昧、殘酷、具有一切因壓抑和營養不良所生的後果……不論其他任何現象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寬容，但人類的貧窮現象是不能被寬容的。”
而黑格爾的一番話也等於是蕭伯納的話的注腳。他說：“當廣大群眾的生活低到一定水平—作為社會成員必須的自然而然得到調整的水平—之下，從而喪失了自食其力這種正常和自尊的感情時，就會產生賤民。而賤民之產生同時使不平均的財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他還說：“貧困自身並不使人必然地成為賤民。賤民隻是決定於與貧困為伍的情緒。即決定於對富人，對社會，對政府等等的內心反抗。此外，與這種情緒相聯係的是，由於依賴偶然性，人變得輕佻放浪、嫌惡勞動。這樣一來，在他們中便產生了惡習，不以自食其力為榮，而以懇求乞討為生並作為自己的‘特權’。沒有一個人能對自然界主張權利。但是在社會狀態中，怎樣解決貧困問題，當然是貧困人群有理由對國家和政府主張的權利……”
怎樣回答他們呢？
林肯1864年在《答美國紐約工人聯合會》時說：“一些人注定的富有將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有。這種個人希望過好生活的願望，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對我們的事業產生巨大的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