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獻給家鄉誠摯與厚重的情與愛
—— 林佐成《走開江》序
何世進
一
洋洋20餘萬字的《走開江》，我從第一篇第一頁讀到最後的篇目，一直沉浸在作者摯愛家鄉開江的濃濃深情中。我驚異於作家林佐成在他寧靜而淡定的外表下，居然隱藏著那麼熾熱的熊熊燃燒的感情。不用說，整部紀實性的散文集，具有超出一般文學作品的強大藝術魅惑力。這不僅使我再次認同了克羅齊對於美的定義：“美是抒情的藝術直覺。”而且有了更深的審美感知與人生體悟。那就是林佐成經過十多年如一日的生活體驗和文學創作的不舍追求，正在由他發韌的青春期，以更加結實而沉穩的步履，進入了文學的神聖殿堂，便也具有了目不暇接的新奇風采和采摘不盡的鮮花碩果。由此，我聯想到卓越批評家勃蘭兌斯在其巨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五分冊《法國的浪漫主義》中對喬治桑的精彩評述：“她描寫的主要是一些強烈的情感，或者說唯一的情感，變化無窮的感情——愛情，她卻指出了這種感情的規律，是如何永遠和社會規律發生衝突的。”
勃蘭兌斯又說：“在她後期的任何作品裏，她的詞藻，從來沒有像這樣傾瀉出一片悠長而文采斑斕的波浪……它以悠長而充實的旋律向前旋轉，它的一起一落、錯落有致，在歡欣中美妙悅耳，甚至在絕望中也音韻和諧。”
之所以一再引述勃蘭兌斯對於喬治桑作品的評述，皆緣於林佐成《走開江》的六十餘篇作品裏，都浸透著濃烈的深情，即便寫山水景色，也都在斑斕的色彩中，孕育著濃得化不開的情熱。這種事與情的融合，便具有強烈甚至堪稱磅礴的感染力。
二
翻開《走開江》第一篇《峨城雄風》，作者首先便將筆力傾注於對遺址的縱深開掘。作者不僅著眼於觸目所及的斷裂的條石、坍塌的石柱與倒伏的石碑，他銳眼凝眸，從“高高立起的殘存厚重石牆”，“依稀常存的階梯式三層宮殿”，洞穿曆史的千年風雨。於此，我們便體認到作者並非旅遊式的跑馬觀花，他儼然一個考古學家，急欲探測與叩問“這就是西漢舞陽侯樊噲屯兵峨城的古城堡？”作者又改換成曆史學家的角色，從峨城山古城堡的遺址中，發思古之幽情，以滿蘸著情與愛、敬與尊的豐富而熾烈的感情，濃墨重彩地描繪舞陽侯樊噲在當年如何安營紮寨，率領士卒建修城堡，抗擊強敵的戎馬倥傯的曆史故事，其描敘之真切細膩、出神入化，是眾多曾經瀏覽過峨城且附庸風雅的文人墨客，難於表述的。
我從讀《走開江》第一篇及至全書，油然感慨林佐成在開江作家群中顯露出的為文本色，便是肯於下紮實功夫。
大凡一般文學作者寫遊記，多停留或者滿足於觀賞沿途風物特色，而對於隱藏在背後的深層次的甚至是早已消逝的人物故事、曆史傳說，不願下功夫去探究。而林佐成每走一處總愛“打破沙鍋問到底”。他肯於明查暗訪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那些擁有一定文化底蘊的鄉賢達人。他隻要發現有任何蛛絲馬跡，都絕不放棄。我不知多少次讀過讚頌峨城山的詩歌(包括古典的)和散文，然而像林佐成《峨城雄風》那樣，將曆史上的英雄樊噲和農民起義領袖徐天德描繪得有根有據、有情有味、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者，實屬鳳毛麟角。
其散文不僅有貨真價實的含金量，而且挖掘出了獨具文學情韻和審美效應的藝術內核，即想象力的張揚與發揮。林佐成沒有忘記俄國傑出批評家別林斯基的教誨：“藝術首先必須是藝術，然後才能夠是社會精神和傾向在特定時期中的表現。不管一首詩充滿著怎樣美好的思想，不管它多麼強烈地反映著時代問題，可是如果裏麵沒有詩意，那麼，它就不可能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問題。”(別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國文學一瞥》)別林斯基深刻闡明了作品中史與文的關係，即所謂“文以載道”。就文學作品而言，首要的必須具有詩意的情采風韻，即以情動人，否則便不成其為文學。就《峨城雄風》而論，文中的詩情畫意便在於寫活了樊噲這個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