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探索
一、論十大關係
1各部委彙報工作
三大改造完成之後，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基本確立。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成為新的曆史主題。
1956年初，毛澤東剛從杭州歸來，一天，任國家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去向毛澤東彙報工作。彙報中，他談起為了準備中共八大的報告，劉少奇正在聽取一些部委的彙報。沒想到，毛澤東對這件事很感興趣，他對薄一波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彙報？”薄一波欣然承擔了此任。沒有多久，彙報就開始了。這個前後曆時兩個多月的、總共有34個部委的彙報，是毛澤東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處於高潮，第一個五年計劃進入第四個年頭時的一次重要的調查和探索，直接為他提出和論述十大關係問題提供了主要的資料。
從1955年12月開始的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在處理繁忙的日常國務之餘，抽出大量的時間，從事調查研究和聽取彙報的活動。34個部委彙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首先是劉少奇聽取各部委的彙報。1955年12月5日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劉少奇在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的指示精神之後，宣布：“為起草中央向八大的報告，我準備在最近找各部門的同誌個別談話，請各部同誌預作準備。”這個談話從12月7日開始，到1956年3月8日告一段落（5月以後，劉少奇又約新華社、高級黨校和檢察院等單位談話）。據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當時逐日編出的《中央大事記》載，前一段共約談了32個部委（包括國務院直屬局）。
日程是：1955年12月7日國家建委、城建局，8日和10日一機部、二機部、三機部，9日中央農村工作部，12日煤炭工業部，13日煤炭工業部、電力工業部，14日地質部、石油部，15日建工部，16日重工業部，22日計委，27日地方工業部，28日紡織工業部，29日輕工業部，30日手工業管理局，31日財政部，1956年1月2日糧食部，3日商業部，5日外貿部，6日農產品采購部、人民銀行，7日勞動部、全國總工會，26、27日計委，2月16日鐵道部，17日交通部，18日郵電部，21日民航局，3月5日高教部，6日教育部，7日衛生部，8日文化部。
其次是毛澤東外出調查。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2月12日，毛澤東乘火車由京漢、粵漢線南下杭州，又經滬杭、滬寧、津浦線回京。從保定、邢台開始，就找沿途地方幹部談話，做了一路的調查工作。
接下來才是毛澤東聽取34個部委的彙報。這個彙報按“口”的順序進行。每個“口”先由國務院主管辦公室作綜合彙報，然後才由各部彙報。具體日程是：2月14日國務院第三辦公室（主管重工業），15日電力工業部，16日石油工業部，17日一機部、二機部、三機部，19日建委，20日建工部，21日二機部、城建局，22日二機部，25日重工業部，26日石油工業部，27日地質部，29日煤炭工業部；3月1日國務院第四辦公室（主管輕工業）、紡織工業部，2日地方工業部，3日輕工業部，4日手工業管理局，5日國務院第六辦公室（主管交通、郵電），6日鐵道部，8日交通部，9日郵電部、民航局；13日國務院第七辦公室（主管農林水利），15日農業部，16日水利部，17日林業部、氣象局；19日國務院第五辦公室（主管財政貿易），26日商業部，27日外貿部，4月8日農產品采購部，9日財政部，10日人民銀行；18、19、20、21、22日計委。1956年1月11日，毛澤東視察南京市郊十月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幹部、社員親切交談。
《大事記》中沒有勞動部彙報的記載。勞動部於7月7日向毛澤東作了書麵彙報。按照這個記載，34個部委，指的是29個部委行局加國務院主管經濟工作的五個辦公室。這個彙報同劉少奇聽取的彙報不同的是：隻限於政府財經各部委辦局，不包括政府文教口各部和中直機關（文化部、高教部、教育部、衛生部、中國科學院、新華社、廣播事業管理局於3月7日到10日，向中央報送了詳細的書麵彙報提綱）。聽取彙報的，除毛澤東外，有時有周恩來（參加次數較多）和陳雲、鄧小平以及書記處其他同誌。
再接下去，是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彙報。3月中旬，正在34個部委緊張彙報期間，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邀集李富春、李先念、賈拓夫、王首道和薄一波開會，傳達毛澤東指示：準備組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彙報，要我們分別擬出工業、交通、農林水、財金貿等各方麵的彙報參考提綱。工交方麵的彙報提綱是由國務院三辦、四辦、六辦（這三個單位於5月2日後合並為經委）共同擬定的。各方麵的提綱擬好並由計委彙總後，3月30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央通知，發給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請他們立即著手準備材料，等候中央通知，按指定時間來京彙報。這個彙報於4月下旬開始。到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談十大關係時，已邀湖北、廣東兩省委和武漢、廣州兩市委開了4天的彙報會；在這前後，中央還收到廣東、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廣西、四川、貴州等省委、天津市委和一些省轄市委給毛澤東的書麵彙報材料。
1956年4月2日，毛澤東接見全國工商業者家屬和女工商業者代表會議的全體代表及港澳工商界婦女觀光團成員。34個部委彙報開始不久，李富春向毛澤東建議，通知工交部門約二百到三百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也向黨中央、毛澤東寫一書麵彙報。毛澤東采納了這個建議。不久，幾百個工廠和工地的書麵彙報，也雪片似地飛向中南海。
在聽彙報的那些日子裏，毛澤東十分疲勞。有次聽完彙報，他帶著疲乏的神情，說他現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聽彙報，穿插著處理日常工作，聽完彙報就上床休息。
毛澤東把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和聽取34個部委彙報，看成是他新中國建立後的兩次調查。兩次調查僅隔一個多月的時間。進行前一項調查已經艱苦備嚐。為什麼事隔一個多月之後，又要花大力氣，專心致誌地進行這麼一項大規模的“彙報工程”？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本身和後來有關的講話，已有明確的說明。《論十大關係》講話，一開頭就說：“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1958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講：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1958年5月18日在八大二次會議各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毛澤東又講到：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1960年6月18日《十年總結》中進一步說：前8年照抄外國的經驗。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這些論述告訴我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以蘇為鑒，總結自己的經驗，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是《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指導思想，也是聽取34個部委和地方黨委彙報的目的。
經濟部門向劉少奇的彙報和34個部委向毛澤東的彙報，內容大致相同。提出的問題，除了大量是各部門主管範圍內的業務問題外，帶全局性的主要是以下幾個：一是關於產業結構問題，主要是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問題。二是生產力的布局問題，主要是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問題。三是國防工業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問題，從經濟上看實際上是更深層次的產業結構問題，即重工業內部的國防工業與民用工業的關係問題。四是經濟體製問題，主要是國家、集體、個人的權利、責任、利益分配問題。五是關於國家對經濟和其他事業的管理體製問題，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毛澤東認真地聽取了每一次彙報。
2反思蘇聯模式
就在毛澤東聽彙報的過程中，國際上發生了一件令東西方為之震動的大事。2月24日晚間，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第一次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赫魯曉夫在報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這個後來被稱作“秘密報告”的文件，很快便在蘇聯國內外傳開來。西方世界大作文章，把它說成是“社會主義失敗的標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震驚不已，人們一時無法解釋斯大林這一被崇拜的偶像竟然會犯有如此嚴重的錯誤。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蘇共二十大的問題。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人民日報》於4月5日發表了以該報編輯部名義寫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文章指出，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文章說，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製，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製度，因而發生了一些重大的錯誤。文章肯定蘇共二十大開展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是其“在前進道路上掃清思想障礙物的一個偉大的、勇敢的鬥爭”。但同時也含蓄地表明了對蘇共二十大在斯大林評價問題上的不同態度，指出：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文章還對西方某些人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傷表示了極大的蔑視。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向國內外公開表明的態度，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態度。
對毛澤東來說，蘇共二十大揭開斯大林問題的蓋子，雖然有些出人意料，但並不值得大驚小怪。這不僅因為他在1955年底即已提出“以蘇為鑒”，而且更因為在長期的中國革命曆程中，毛澤東曾親身經曆過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發生的失誤。至少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毛澤東從不認為斯大林絕對正確、毫無錯誤。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暴露了斯大林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許多嚴重錯誤，使毛澤東對斯大林問題和蘇聯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反思。因此，在聽取彙報的過程中，“以蘇聯為鑒戒”的思想更加明確起來。
蘇聯模式，嚴格說起來應該叫“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模式。就經濟方麵而言，它至少有這樣幾個特征：第一，單一公有化的所有製結構。特別是在農業方麵，實行超階段的所有製公有化。1928年中期，蘇聯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隻占總農戶的2%弱，20年代末開展大規模農業集體化運動，加速農村公有化進程，強迫命令大批農民加入集體農莊。
第二，以犧牲農業、輕工業來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源於馬克思關於兩大部類生產的理論。這個理論認為在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之間，前者必須大於兩者當年所消耗的生產資料之和，方能進行擴大再生產。蘇聯確定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但是卻不惜擠壓農業和輕工業，一是減少對農業、輕工業的投資，將資金用於重工業；二是對農業實行高征購，但收購價格卻又遠遠低於農業成本。
第三，超高速的經濟發展速度。高速度發展經濟，在蘇聯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農業集體化的發展速度，二是生產發展速度。蘇聯“一五”計劃要求工業總產值增長180%，其中重工業生產總值增長230%，平均每年的增長率竟高達36%和46%，實際增長雖然沒有達到規定速度，但也是以22%的年均增長率速度發展的。“二五”計劃雖然規定的速度較之“一五”計劃有所降低，但斯大林仍要求每年至少增長13-14%，而且每年的實際增長速度都超過“一五”計劃的相應指標，例如1934年增長19%，1935年增長23%，1936年增長29%，速度仍舊居高不緩。
第四，高積累、低消費的比例。由於片麵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因而在國民收入分配方麵重積累，輕消費，城市居民和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緩慢，大量的投資用於盲目上馬的基本建設項目，很少顧及改善人民生活方麵，糧食產量竟長期達到不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
第五，以行政手段進行調節的高度集中的管理體製。由於曆史的原因，蘇聯一開始就形成了一整套中央集權的管理體製，列寧在其晚年曾對這種體製作過改進的努力，但隨著他的逝世這種改革未能進行下去。斯大林不僅沒有去革新過分集權的管理體製，以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反而將列寧時期條條塊塊相結合的體製變成條條為主的統一管理體製，中央直接控製企業的人、財、物、產、供、銷等大權；地方的自主權少之又少，1936年的全國總產值中，地方工業僅占10%。本已集中的管理體製在斯大林時期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第六，排斥市場的統一計劃經濟。蘇聯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由中央政府製定出詳盡瑣細的國民經濟計劃，以此作為全國經濟生活運轉的惟一依據，產品的產、供、銷完全按計劃進行，受計劃支配。在整個經濟生活中，沒有市場交換的成分。
蘇聯計劃經濟的教訓深深刺激了毛澤東，促使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進行思考。
3《論十大關係》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講話。他一開始就向與會者提了這個問題。緊接著他自己作了回答：“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經過近兩個月的“彙報工程”，又經過蘇共二十大引起的震動，毛澤東將在今天就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作全麵闡述。
毛澤東一共講了10個問題：一、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二、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三、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四、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五、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六、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七、黨和非黨的關係；八、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九、是非關係；十、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這個講話的題目因此叫《論十大關係》。講話的前5節說的是經濟問題(其實第五節既屬經濟範疇，又屬政治範疇，因為它講的是分權)，講話的後5節說的是政治和思想文化問題。
毛澤東講完之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連續討論了三天。與此同時，毛澤東還邀集湖北、廣東省委和武漢、廣州市委負責人開了四天彙報會，這是繼聽取國務院各部委辦彙報之後，毛澤東聽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彙報的開始。
5月2日上午，毛澤東召集最高國務會議，再次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這次講話補充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和省市委書記彙報會提出的一些意見。
兩次講十大關係的記錄，10個小標題相同，但內容有所不同。4月25日的講話，批評斯大林內容多些，5月2日的講話，理論分析多些，補充了政治局擴大會議3天討論和4天省市委書記彙報時提出的一些意見。
毛澤東在5月2日第七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進一步闡述十大關係。1965年12月27日，根據劉少奇建議，並經毛澤東同意，中央將《論十大關係》作為黨內文件印發給縣、團以上黨委學習。這次印發稿，以4月25日講話為基礎，吸收了5月2日講話中的部分內容。整理時，有關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處理農輕重關係和民族關係的批評，對斯大林的批評，以及過高估計戰爭危險，忽視發展沿海工業，某些方麵照搬蘇聯的缺點錯誤等內容，都沒有收進去。
1975年，鄧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向毛澤東建議，重新整理《論十大關係》講話。重新整理稿於7月13日由鄧小平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批示：“同意。可以印發政治局同誌閱。暫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版選集時再公開。”
這次對講話的重新整理工作，是在胡喬木主持下完成的。這個整理稿忠實地體現了原講話中“以蘇聯為鑒戒，總結我國已有經驗”的主要精神，恢複了1965年整理稿中許多沒有收進去的內容，文字也作了不少加工。
談到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關係問題時，毛澤東說：“不用說有了十年、十二年，我們應當辦好沿海的工廠，就算隻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隻要有五年時間，我們也應當在沿海好好地辦四年的工業。辦了四年以後，等到第五年打起來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在批評有些同誌不敢在沿海搞工業建設時還說：“好像原子彈已經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說三千公尺的上空沒有原子彈，就是一萬公尺的上空也沒有原子彈。”
談到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時，毛澤東說：“現在全世界都在談論減少軍事經費、發展和平經濟問題，英國、法國談得最多，美國有時候也被迫地談一下。現在是和平時期，軍政費用的比重太大不好。”在分析我人民解放軍現狀時，他批評了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初期的錯誤，說：“那時的紅軍，由於肅反擴大化削弱了幹部，由於戰略指導思想是要禦敵於國門之外，國內不修工事，有攻無守，結果希特勒打進來，抵抗不住，隻好按照諸葛亮的辦法，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一直退下來。在這些方麵，我們現在都比他們那個時候強。”
在談到國家與農民關係時，毛澤東批評了蘇聯推行農產品義務交售製的錯誤。他說：“據說一直到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那個時候，蘇聯糧食的產量還沒有達到沙皇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這樣，這就是大問題了。如果真是這樣，集體化機械化的優越性在哪裏？社會主義製度比沙皇製度好又要怎麼說呢？”1913年沙俄穀物產量8600萬噸，1953年為8250萬噸，確實低於沙俄最高水平，但1951—1955年的平均年產量達到8850萬噸，總算是趕上或超過了沙俄時代的最高水平。
在談到中央和地方關係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國憲法規定，地方沒有立法權，立法權集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條也是學蘇聯的。因為起草憲法的時候，我曾經問過一些同誌：是不是應該這麼寫，據說蘇聯是這樣，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這樣，但美國似乎不是這樣。美國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聯邦憲法打架，比如憲法上並沒有剝奪黑人權利這一條，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這一條。似乎財政和稅收方麵，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統一。美國這個國家很發達，它隻有一百多年就發展起來了，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我們恨美國那個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實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這麼一個發達的國家總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製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來，我們也要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地方的權力過小，對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利的。”“地方的權力過小，對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思想，對體製改革有重要指導意義。
在談到黨與非黨關係時，毛澤東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他們是打倒一切，把其他黨派搞得光光的，隻剩下共產黨的辦法，很少能聽到不同意見。毛澤東吸取蘇聯的教訓，總結了我國多黨聯合的曆史經驗，提出了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著名觀點。
在談到革命和反革命關係時，毛澤東說：“斯大林不知道是怎樣想的，抓到一個就殺一個，結果犯了大錯誤。其實，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趕走的，季諾維也夫也是可以不殺的。至少可以讓他們當個政協委員吧！”“特別重要的是，不割腦袋的辦法可以避免犯錯誤。人的腦袋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如果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斯大林說反革命越搞越多，這個道理是不對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說階級鬥爭越鬥越尖銳，“這在一定時間是真理”，“過了這個時間就不是越鬥越尖銳”。
談到是非關係時，毛澤東說：“我看在這一點上，斯大林有點像趙太爺，犯了錯誤就殺掉，錯誤與反革命界限不分，錯殺了很多人。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
談到中國和外國關係時，毛澤東著重講了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所做過的錯事。他說：“第二次國內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戰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他說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1949、1950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那個時候，除了黨內同誌以外，全世界隻有蔣介石一個人天天替我們辯護，不用工資，替我們做義務宣傳，說我們不是鐵托。講起斯大林，我們有三肚子火。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南斯拉夫共產黨1948年被斯大林開除出情報局，在斯大林看來，鐵托不聽他的，就是背叛了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
這些未發表的材料說明，毛澤東和黨中央對斯大林的錯誤，當時就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當年4月5日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鮮明地表明了我們黨的原則立場，這是舉世周知的。至於上述對斯大林的種種具體批評，當時沒有公開發表，那完全是從維護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著眼，避免給人以口實。這些內部批評，後來我黨中央部通報給蘇共中央了。
《論十大關係》講話，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是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代表作。正如鄧小平1975年7月10日給毛澤東的信上說的：“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今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指導意義。”講話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則，例如：保持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合理的比例，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基地，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係等，都被采納成為八大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指導思想。但是，也正如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出的：“這十大關係問題並不是一提出來就能解決得了的，具體的解決還需要今後在實踐中、在采取具體措施中、在反對錯誤的傾向中不斷努力。”“比如農、輕、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當？現在還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滿，必須經過多次反複摸索，才能使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較恰當。一個時候恰當了，過一個時候還要修改。”重要的是提出了處理這些關係的原則。
二、召開中共八大
1八大的準備工作
11年前，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曆史正處於一個轉折關頭：抗日戰爭開始顯露出勝利的曙光，而建什麼國的鬥爭也已形成暴風雨來臨前的濃雲密霧。黨的七大把握住了這個曆史的轉折，四年後，它所確定的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的目標得以實現。
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曆史又一次處於轉變的關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建立起來，幾億中國人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黨的八大將如何把握這次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曆史轉變呢?
“這次大會要解決什麼問題，達到什麼目的?總的說來，就是總結‘七大’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鬥。”在8月30日開始的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開宗明義，一開始講話就說明了八大的目的和宗旨。
總結經驗也好，加強團結也好，目的都在於建設。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八大召開前後反複作了強調。在8月22日七屆七中全會討論八大議題與發言安排時，毛澤東說：這一次重點是建設，有國內外形勢，有社會主義改造，有建設，有人民民主專政，有黨。報告裏麵有這麼幾個大題目，都可以講。但是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這個報告的主要部分，3萬字中有1／3是講建設。毛澤東在這裏提的報告是八大的政治報告。他說報告的重點在建設，實際上也就是講八大的重點在建設。會議期間，毛澤東對此講得更明確。他說：這次大會的空氣，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設工業。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這時階級鬥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放生產力。而斯大林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這就是他犯錯誤的根源。八大閉幕以後不久，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又講道：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這個世紀還有四十幾年，這麼說，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
關於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和其他各項建設，八大是按照《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思想來設計的。在重工業與農業、輕工業發展的相互關係方麵，八大提出要繼續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批評了片麵強調重工業發展意義而忽略輕工業和其他經濟部門發展的觀點，要求進一步發展輕工業、農業和手工業，八大確定在“二五”計劃期間要增加對輕工業的投入。在工業布局方麵，八大提出要注意沿海和內地的配合，強調要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條件，繼續適當發展沿海工業，以幫助內地工業的發展。在中央經濟部門和地方經濟組織關係方麵，八大提出要把兩者的積極性結合起來，適當調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職權，把一部分權力下放給地方，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在發展生產和提高人民生活關係方麵，八大強調在發展工農業生產的基礎上，要逐步改善職工生活和保證農民能夠增加收入，堅持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分配政策。在民族關係方麵，在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係方麵，在處理反革命問題上，八大都把《論十大關係》的基本思想具體化了，並形成一係列政策規範。劉少奇後來曾說過：“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就是根據毛澤東同誌關於處理十大關係的方針政策而提出的。”
當然，八大路線並不是簡單重複《論十大關係》，它比《論十大關係》更豐富、更具體、更全麵，有些方麵還比《論十大關係》有所前進和突破。比如，大會製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工作方針，提出必須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這是《論十大關係》沒有提及的問題，而在毛澤東本人那裏，對反冒進尚持保留態度。又比如，陳雲提出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主體——補充”的構想，大會確認了這一構想，指出：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集中經營是工商業、手工業、農業的主體，分散經營作為其補充；國家市場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主體，一定範圍內的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這也是《論十大關係》沒有論及的問題。對於社會主義改造，最初所設計的是鐵板一塊的體製，在這個體製內，公有製是惟一的經濟基礎，管理方式是集中經營，市場結構隻有國家市場。“主體——補充”的結構，無疑是對原來所設想的體製模式的一種調整，比起那種鐵板一塊的體製，它顯得有了活力。
毛澤東本人也在繼續探索。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說；“現在是搞建設，搞建設對於我們是比較新的事情。早幾年在中央範圍內就談過，我們希望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麼多，時間那麼長。我們搞建設，是不是還要走那個老路呢?是不是還要經過十四年，也要栽那麼多筋鬥呢?我說可以避免栽那麼多筋鬥。”圍繞這件“新事情”，為了避免在這件“新事情”上走老路、栽筋鬥，毛澤東在八大期間也講了一些他在《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未曾講到的意思。
他談到掌握新的科學技術問題。他說：“搞經濟，我們也有一些經驗，現在搞這些新的科學技術我們還沒有經驗。……世界上新的工業技術、農業技術我們還沒有學會，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六年的經驗，學會了許多東西，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們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來學會更多的東西。”科學技術對於經濟發展的關鍵作用，不僅體現在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階段，而且也體現在它的經濟起步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0來年間，由於各國(特別是飽受戰爭創傷的國家)主要致力於恢複經濟、重建家園，因而到50年代中期全球範圍內的科學技術還沒有進入發達期，但這絲毫不說明人類的科學技術停止了發展，更不能說明科學技術對起步階段的經濟發展無足輕重。毛澤東不僅提到要學習科學技術，而且還特別提出要學會“新”技術，這說明他在科學技術與發展經濟關係的問題上頗有遠見。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毛澤東由此談到了造就知識分子問題。他說：“我們要造就知識分子。現在我們隻有很少的知識分子。舊中國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隻有十萬，我們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個時候，我們在這個方麵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經驗，有了很多的科學家和很多的工程師。那時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
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新技術的掌握，都離不開知識分子，都需要大批專門人才。但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人才基礎實在薄弱，1949年全國各類高級知識分子總計才6萬多人，全國各類科研機構才40個左右。新中國最初幾年經過努力，這種狀況有所改變，但沒有根本改觀。到1955年底，全國高校每年的畢業生隻有幾萬名，在校學生每萬居民中隻有5人，而蘇聯有86人，波蘭有50人，西方發達國家的比例就更高了。人才奇缺成為科技發展落後的關鍵原因。解決的辦法有兩條，一是充分發揮現有專門人才的作用，二是大力培養新的人才。後者具有長遠的根本的意義。所以，毛澤東提出“要造就知識分子”。
1月20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講話。更為深刻之處在於，毛澤東提出要把政治中央委員會變成科學中央委員會，這是在中國社會轉變中執政黨實行重點轉移的一個重要方麵。由於曆史的原因，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的構成以政治家、軍事家為主。當中國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後，作為執政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就麵臨一種全新的任務，這些政治家、軍事家原來熟悉的東西大多已閑置起來了，大量不熟悉的事情擺在麵前，這就要求中央領導機關的構成實行轉變，把以政治家、軍事家為主的中央委員會，變成以科學家、經濟家為主的中央委員會。這個轉變的實現，也有兩種途徑，一是原有的中央組成人員自身轉化為科學家和專門人才，二是在中央領導機關中充實大批知識分子。毛澤東雖然沒有說明這兩種途徑，但卻已明確指出了黨中央成分改變的必要性和必然趨勢。
任何國家的建設都是在一種國際環境的背景下進行的，這裏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國際局勢的安定或紛亂，二是國家間的往來或隔絕。無法否認，不管處於哪種國際環境的背景，一個國家的建設都勢必受到積極或消極的影響。這就要求國家的領導人對國際環境做出準確的判斷，以便把握時機，做出決策。八大期間，毛澤東對國際局勢作了分析。他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隔了二十多年，以後間隔時間還要延長，也許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四十年，或者可能根本不能打。目前的國際局勢是好轉了，我們估計戰爭是很難打起來的。毛澤東關於國際局勢的判斷，也反映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政治報告說世界局勢趨向於和緩，“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經開始有了實現的可能”。
從國際局勢，毛澤東談到了對外交往。他說，沒有戰爭，資本主義國家就會有經濟困難，我們的門是開著的，幾年以後，英、美、西德、日本都將要與我們做生意的，他們有技術，我們需要技術。他們的經濟有困難，就會向我們出口技術了。毛澤東在這裏談到了資本主義國家有困難，實際上新中國同樣有嚴重的困難，也要通過對外交往來克服困難，發展經濟與文化。就外部環境而言，中國的困難更大，因為當時所有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對中國采取封鎖政策，隔絕中國與西方的往來。同時，朝鮮戰爭使新中國再次承受了巨大的人、財、物負擔，但一海之隔的日本經濟卻因為美國向其大量的軍需訂貨而受到刺激和發展。一場戰爭結束後，中國因此而大大增加了支出，日本則發了橫財。所以毛澤東說：“中國經濟文化還很落後，現在剛開始搞一點工業，開辦一些學校，要實現工業化，非幾十年不可。因此我們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環境。”在八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毛澤東就著力反映了上述思想。
最初的稿子送給他審閱時，他在“社會主義建設”部分講商業工作時，批語說內容“沒有對外商業”，後來修改時加上了對外貿易的內容。8月上旬修改稿送他審改時，他在概括國家工業化任務的內容時，加寫了一句話：“並且隻要有可能，就發展同世界上任何願意和我們往來的國家的通商貿易關係。”八大期間，在一次同外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毛澤東形象地講道：中國是世界和人類的組成部分，中國不能自私自利。中國是一張白紙，你們可以在這張紙上寫字，你們的科學和文化可以馳騁在這張紙上。這樣觀察中外關係的視野更為開闊，因為它不僅是從中國自身來分析問題，而且是從整個世界的角度來提出問題了。當然，這樣提出問題的目的，既是為了有利於世界人民，又是而且首先是為了有利於中國人民的。
1956年2月，毛澤東與出席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的知識界委員親切交談。毛澤東還談到了民主問題。他在大會期間會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時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必須想些辦法來擴大民主，當然沒有集中和統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誌統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實現工業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是也有缺點，缺點在於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毛澤東還告訴外賓：我們政治局的同誌都在考慮這些問題。這年春天，毛澤東提出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發展科學和文化的方針，實質上也是擴大民主問題，但那時隻講了文化和科技領域的民主問題。到這時毛澤東講民主問題，範圍顯然已經大為擴展了，甚至可以理解為擴大到了全社會。民主問題本來就不單單是文藝民主、學術民主，它還包括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等各個方麵。但是，民主與效率之間看起來又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即使在經濟發達的國家也普遍存在，在經濟起步的國度裏就更為突出。毛澤東看到了這種矛盾。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內，要動員大規模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無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實行集權統治(或叫集中領導)，這樣才能保持全社會的統一意誌，以有效地在不長的時間內改變落後麵貌。但這會同發揚民主發生某種衝突。在某些人看來，必須犧牲民主以換取效率，取消自由以贏得發展。毛澤東雖然在這裏沒有提出解決矛盾的明確方案，但他卻主張要擴大民主，指出了集中的消極一麵，並同他的同事們在思考一條合理地解決問題的途徑。
2中共八大
在經過充分的準備之後，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56年9月15日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著全黨1073萬黨員。59個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勞動黨和人民革命黨的代表團，國內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團體的負責人，應邀列席了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致開幕詞。會議由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報告。朱德、陳雲、董必武等在大會上作了重要發言。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大會選出97位中央委員和73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委員會。
9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為黨的總書記。選舉出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書記處和中央監察委員會。
在毛澤東主持下的八大，勝利地完成了曆史所賦予的使命，提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方針。
第一，會議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形勢和主要矛盾，提出黨在新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會議分析了當時的階級狀況，指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已在中國大陸上消滅了；原來的地主富農分子正在被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階級整體已基本上被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分子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廣大的農民和其他個體勞動者，已經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勞動者；知識分子也改變了原來的麵貌，組成了一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隊伍，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空前鞏固，它的隊伍擴大了，它的覺悟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國內各民族已組成一個團結友好的大家庭；以共產黨為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更加擴大和鞏固了。八大在作了上述的分析後，肯定了我國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主要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因此，黨的工作重點已不再是階級鬥爭，而是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第二，會議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會議在總結我國建設的經驗並吸取蘇聯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第二個五年計劃，是實行以重工業為中心，工農業發展同時並舉的方針。會議在關於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問題上，堅持了1956年5月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會議還根據蘇聯及東歐國家建設的經驗，並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充分地注意了妥善地安排國民經濟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要求做到既保證國家建設規模逐步擴大，同時，又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第三，會議提出了改革經濟體製的任務和設想。根據毛澤東關於論十大關係的指導精神，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人民民主專政更加鞏固，這使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因地製宜、因事製宜的方針，進一步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職權，改進國家的行政管理體製，以利於地方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周恩來在報告中，還提出了如何劃分管理權的原則。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也提出了給企業一部分自治權的問題。陳雲在大會發言中，比較係統和具體地闡明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總格式。他認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將是這樣的，在工商業經營方麵，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麵，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統一的市場裏，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國家領導的一定範圍內的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從這裏可以看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其產黨人已經開始探索如何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了。
第四，會議提出了發展人民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的問題。為了有效地擔負起偉大的經濟文化建設任務，適應全麵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會議在進一步發展人民民主、擴大國家民主生活方麵，提出了四個加強，即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的批評監督；加強機關中下級工作人員對上級機關的批評監督；加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各級國家機關的監督；加強各級國家機關中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監督。在健全法製方麵，會議提出，必須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的法製，鞏固社會主義建設的秩序。國家必須根據需要，逐步地係統地製定完備的法律。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權利充分地受到國家的保護。
第五，會議總結了新中國建立後執政黨建設的新經驗，提出了加強黨的建設的任務和措施。會議根據新形勢和黨的基本狀況，反複論證了堅持理論聯係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是實現黨的正確領導的首要保證。毛澤東在開幕詞中總結我國革命和建設勝利的根本經驗時指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聯係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思想原則。”在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會議向全黨指明：“我們的一切任務能否勝利地完成歸根結底是決定於黨的領導是否正確。也就是說，決定於黨的領導能否實事求是，能否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革命實踐密切結合起來。”為此，會議要求黨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必須進行係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學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觀察解決實際問題；要求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應加強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把我們的工作放在切實可靠的基礎上。八大黨章中重申：“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要求人民在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鬥爭中從實際出發，靈活地、創造性地運用它的原理解決實際鬥爭中的各種問題，並且使它的理論不斷地得到發展。”會議強則指出，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麵臨著新的考驗。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和保證黨的路線的正確，全黨必須重視和加強黨的建設。（一）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堅持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二）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堅決貫徹執行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的原則，反對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反對突出個人，反對個人歌功頌德；（三）加強黨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係，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反對和克服黨內的官僚主義現象；（四）加強黨的團結，反對狹隘的宗派主義傾向。
中共八大閉幕式的主席台。在我國曆史的轉折關頭，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科學地總結了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正確地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我國形勢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適時地提出了把全黨的工作重心從革命轉移到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全麵地製定了盡快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為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提出雙百方針
隨著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中共八大的召開，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確立了起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由於社會主義事業是全新的事業，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艱難的探索曆程。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毛澤東為了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提出來的，它的意義之深遠，是毛澤東也始料未及的，直到今天仍然指導著我們的工作。
新中國建立伊始，一切都在調整當中。人們革命了幾十年，有一種思想的慣性，動不動就喜歡用姓“資”、姓“社”、姓“封”的思想方法考慮各種問題。1950年，在京劇問題上發生了爭論，一派主張京劇是封建主義的，應該全部取消，另一派則主張全部繼承。問題反映到毛澤東處，如何決斷？其實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對平劇（京劇）就曾提出要“推陳出新”。所以對於現在的這些爭論，他認為京劇還是要要，不單是京劇，名種戲曲形式都應該要，所采取的態度應該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加以繼承。在毛澤東這種思想指導下，1951年全國專門成立了中國戲曲研究院，當時的負責人知道毛澤東很關心這件事，就請毛澤東題詞，他當即寫了八個字：“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同延安相比，多了四個字“百花齊放”。這四個字可是非同一般，在戲曲界產生很好的反響。
此後又發生了幾件事，把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帽子套到了自然科學上。說巴甫洛夫是社會主義的，西醫是資本主義的，中醫是封建的。照這樣的說法，西醫、中醫都得掃進曆史的垃圾堆，今天的醫院怎麼開就不得而知了。還有人說“摩爾根的遺傳學是資產階級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會主義的”，條條框框很多。
到了1953年，郭沫若與範文瀾兩位著名的曆史學家，對於中國古代曆史分期問題產生不同看法。本來這是學術問題，應該由曆史學家自己去討論判定。有些同誌要中央宣傳部決定誰對誰錯。這可難住了中宣部長陸定一。他想，這是學術問題，再者說來，各門學科，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可以有學派的。學術與政治不同，隻能自由討論，不應該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學帽子”的辦法，打倒一個學派，抬高一個學派。隻有羅馬梵蒂岡教皇做過這種蠢事，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是這一類蠢事。這種蠢事是阻礙科學的發展和學術的繁榮的。怎麼辦？陸定一報告了中央和毛澤東，中央決定要中宣部就中國曆史問題、中國文字改革問題、語文教學問題組織三個委員會加以研究，很快中宣部提出了三個委員會的名單，8月5日中央予以批準，毛澤東十分重視，還對各個委員會主任的人選批了意見。
不過，曆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覺得不好定論，主任陳伯達就到毛澤東那裏請示曆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毛澤東回答要“百家爭鳴”，陳伯達隨即傳達了這個精神。
可以看出，50年代初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和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都隻是分別向一個領域提出來的，而且“百家爭鳴”這個口號還沒有公開宣傳。
曆史的腳步走到了1956年。1956年不論從哪一個角度講，都是讓曆史特別鍾愛和難以忘懷的年份，讓所有文化人動情動容的歲月。
1956年，全國範圍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完成，可以說毛澤東心潮澎湃，興奮不已，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未來充滿了信心，因為蘇聯對斯大林的批判，引起毛澤東很多的深入思考，得出的結論是，在政治上要反對斯大林的專斷作風，注意發揚民主；在經濟建設上要力求走符合中國實際的路；在文化戰線上要百花盛開、百花爭豔。在毛澤東的心中把未來的中國描繪得五彩繽紛：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中國將變成一個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56年春，毛澤東聽取了34個部委的彙報，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著名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報告主要是講經濟問題的，但它體現了非常開放的思想。4月27日在討論報告時，毛澤東親自出席聽取意見，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發言，就提到了學術界也要發揚民主的問題。他說，文藝在蘇共黨是幹涉最多的一個部門，無數的清規戒律，……日丹諾夫有幾條，馬林科夫有幾條，這個幾條，那個有幾條，很多很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是最進步的文藝方向，但是人家寫點自然主義作品有什麼關係？他政治上讚成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在寫作上寫幾篇自然主義？……作品我們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主，其他主義有一點無關大局。……要把政治思想問題同學術性質、藝術性質、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來。對於學術性質、藝術性質、技術性質的問題要讓它自由。
陸定一在這年1月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還曾說過：在學術、藝術、技術的發展上，我們不要做“蓋子”，“學術問題、藝術問題、技術問題，應該放手發動黨內外知識分子進行討論，放手讓知識分子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揮個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風格，應該容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和新的學派的樹立（同縱容資產階級思想的自由發表嚴格區別開來）。他們之間可以互相批評，但批評時決不要戴帽子。”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陸定一又講了這些意見。
討論報告時，還有人說，毛澤東“百花齊放”的題詞起了很大的作用，“百家爭鳴”的精神反映很好，建議在科學文化問題上要貫徹這兩個口號。
4月28日，接著討論，毛澤東深感這些意見很好，他在總結發言時一錘定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那種學術也可以，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相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
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討論《論十大關係》，毛澤東在總結中正式宣布了剛剛醞釀出來的“雙百方針”。他說：我們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還談到這一點，就是在藝術方麵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在學術方麵的“百家爭鳴”的方針。現在春天來了嘛，100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隻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2000年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討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他還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幹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我們也搞不清。有那麼多的學說，那麼多的自然科學。就是社會科學，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說，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雙百方針，伴隨著《論十大關係》的討論，就這樣定了下來。
5月26日，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懷仁堂向一千多位文藝界和科學界人士做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講話一開始就說：“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這已經由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過了。”台下一片掌聲。陸定一最詳盡、最透徹的論述了這個雙百方針。文藝界和科學界被震動了，歡呼之聲不絕於耳。會後，陸定一收到不少來信，表示擁護和稱讚雙百方針。最後，陸定一的講話，送到了毛澤東的手裏，毛澤東做了少許修改，批示：“此件很好，可以發表。”6月13日，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通欄標題在人民日報發表。隨後，“雙百方針”就不斷地出現中央領導人的講話裏，出現黨的政治決議裏。
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使他以寬廣的胸懷和充分的自信登上了我們這個民族延續了幾千年的文化峰巒，那是少有的政治家登臨的地方。1956年，就這樣孕育出了整個文化科學大地的春天。
1956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文藝界著名人士巴金(右1)、周信芳(右2)等。人們對春天的反映是敏捷的，在全國範圍內很快就出現了思想解放的熱潮。關於遺傳學，關於中國曆史、中國哲學史，關於美學等等問題，都展開了不同意見的爭辯。文學藝術界，各種形式、體裁、風格，以及反映不同時代的小說、詩歌、戲劇出現在報刊、雜誌、舞台上，1956年出版的學術著作比1950年至1955年6年內出版的數量還要多，呈現出一片百花齊放、百花爭豔的繁榮景象。與此同時，文藝理論界也空前活躍起來，對如何理解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歌頌與暴露，黨對文藝的領導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質疑。一些批評官僚主義作風的文學作品相繼出現，要求創作自由的呼聲也見著於報刊文字。
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是剛剛從生與死的戰火中走出來的，他們為了社會主義的今天，出生入死幾十年，又有多少身邊的人，乃至親人、戰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認為他們的理想是神聖的，他們的心態是無私的，他們是完全代表全國人民利益的。一旦有人對他們說三道四的時候，便很難理解。所以不少黨員幹部對文藝界的批評表露出懷疑、憂慮乃至反感。
應該說，毛澤東此時的反映不同於這樣的心態，在他看來所有那些都是好的、正常的、健康的現象，是文藝界難得的興旺氣象。因而這些人的心態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開始意識到對“雙百方針”持懷疑態度的大有人在，而且都是在黨內，甚至是黨的高級幹部。1957年1月18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針對這種現象，又一次重申：“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誌認為，隻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1月27日，他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是合乎辯證法的。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並且同它做鬥爭發展起來的。香花也是跟毒草相比較，並且同它做鬥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醜惡、敵對的東西見麵，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麵，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麵，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麵，唱不得對台戲。”“統一物的兩個互相對立互相鬥爭的側麵，總有個主，有個次。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這期間，毛澤東還有幾封與百家爭鳴有關的信件，收集在毛澤東書信選集中。
一是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鄧小平、陳伯達、陸定一寫了一封信。當時在中國講學的一位蘇聯學者向中國陪同人員談到他不同意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的世界觀的論點。
毛澤東就此事寫了這封信：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這裏明確了在學術問題上可以同任何領導人爭鳴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這也就是在學術討論中，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問題。
還有一封是1956年4月18日毛澤東給中宣部副部長張際春的信。信寫在一份談話記錄上，記的是東歐一位黨的負責幹部談他們國內遺傳學家對過去強製推行李森科學派的反映。毛澤東的信說：“此件值得注意，請中宣部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討論時，邀請科學院及其他有關機關負責同誌參加。陸定一同誌回來，請將此件給他一閱。”以後，陸定一建議中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部8月在青島召開了遺傳學座談會，貫徹百家爭鳴方針。
毛澤東展開論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在1957年2月《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他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宣傳會議期間，中宣部彙集了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共33個），印發供參加會議的同誌們參考。毛澤東看了這份材料，畫了許多圈圈道道，還做了若幹簡短的批注。
在有人認為黨校有特殊性，不能允許非馬列主義的思想爭鳴這個問題旁邊，毛澤東批道：“似乎不很對，何必怕爭鳴？”
在有人認為經典著作不許懷疑這個問題旁邊，毛澤東批道：“不許懷疑嗎？”
在黨的政策是否允許爭論這個問題旁邊，毛澤東批道：“為什麼不允許爭論呢？”
在黨員在理論上懷疑或反對馬列主義的個別原理是否允許、如果根本懷疑馬列主義的哲學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理論可否留在黨內這個問題旁邊，毛澤東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後者是否定的。”
在如何克服馬列主義教學中的教條主義這個問題旁邊，毛澤東批道：“就是允許批評、爭論。”
這些批注，有重要的思想內容，表現了信心和氣魄，對那兩篇講話，是重要的補充。
1957年4月，北京大學李汝棋教授寫了一篇《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的文章，登在《光明日報》上，毛澤東看後寫信給胡喬木，要求《人民日報》轉載，並將原題改為副題，重新擬了一個正題：《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寫了一個編者按語；說，“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讚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做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幹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毛澤東對其進行了肯定。
2麵對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根據一份“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提綱，發表了後來正式定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演講。這篇著作，是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研究解決新問題，形成新理論的劃時代的社會主義文獻。它第一次全麵、係統、深刻地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創造性地論述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後，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主要課題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裏程碑，也是我們黨和國家在政治上做出的一項重大決策。
毛澤東說過，1956～1957年是“多事之秋”。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秘密報告後被披露，將蘇聯社會的陰暗麵首次大量地公布於世，在東西方世界引起強烈的震動，國際上隨後掀起了一股反蘇反共的惡浪。6月，波蘭發生波茲南事件。10～11月，匈牙利事件發生。在波匈事件中，群眾罷工、遊行示威，表現為與黨和政府的對立。
在國內，1956年是社會主義改造激烈的一年，各種問題在不斷暴露出來。在國際大氣候的影響之下，從當年下半年開始，我國一些地區也出現了不安定的因素，連續發生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退社等群眾鬧事的風潮。據粗略統計，自1956年秋至1957年春半年時間內，全國有罷工、請願事件幾十起，參加者共萬餘人；幾十所城市大中學校學生罷課請願，總數亦達1萬多人；廣東、河南、浙江等省農村先後出現退社風潮，僅廣東退社的農戶就達十一二萬戶，一二百個合作社垮台。
麵對國際國內新形勢下發生的新問題，新矛盾，有許多人采取了錯誤的態度和方法。在有的黨員、幹部看來，工人、農民、學生鬧事，這是隻有存在著尖銳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的資本主義社會裏才有的事，出現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簡直不可想像。因此，他們有的感到困惑不解，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有的則認定這完全是少數敵對分子、反革命分子搗亂造成的，對鬧事者要運用專政的手段。廣東某縣公安局在縣政府和某鄉群眾關於一所麻風病院拆蓋的糾紛中，竟出動了武裝幹警。
問題的複雜還在於，確也有極少數反動分子混跡於鬧事群眾中，他們以為時機已到，對黨對社會主義發動猖狂的進攻。有的人惡毒地咒罵當地省委是“僵屍”。有的學校鬧學潮，反革命分子乘機煽動，組織示威遊行，企圖奪取當地廣播電台。
在人民內部問題與敵我鬥爭問題交織在一起的情況下，如何正確分析形勢，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抓住人民內部矛盾這個主要矛盾，認清少數群眾鬧事的根源並給以恰當的處理，從而化解社會上出現的亂子和存在的問題，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安定的政治局麵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遂成為社會主義的實踐要求共產黨人解答的重大課題。
從理論上說，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也到了必須提出給以論述解決的時候了。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無法觀察、論述尚未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將會產生何種矛盾。列寧雖然意識到社會主義社會仍有矛盾，他說：“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但他還未能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什麼，由基本矛盾會引發哪些種類的矛盾；非對抗性是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主要特征，但斷言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抗將會消失卻是絕對化了。
斯大林在他領導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觀察到蘇聯社會存在內部矛盾（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兩種矛盾，也提出過有結合內部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矛盾）和結合外部的矛盾（無產階級和富農的矛盾）這樣的說法，甚至談到處理結合內部的矛盾應采用協議、互相讓步的方法，緩和鬥爭和衝突。
但斯大林有個致命的弱點：從他1936年宣布社會主義建成後就認為一切矛盾都消失了，長期以來不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存在矛盾。如果國內出現問題，必定是外國帝國主義在策動，一定是敵我矛盾。這樣，他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產生的正常原因，找到解決這些矛盾的正確方法。
由於這個緣故，再加上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斯大林把大量內部矛盾問題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許多人工作中稍有不同意見就被懷疑為外國間諜、反革命分子，慘遭處決、監禁和流放。毛澤東批評斯大林長時間內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犯了嚴重的錯誤。
由上可見，到斯大林為止，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論述是零碎膚淺，有很大缺陷的，沒有建立起完整的理論體係。它不能解釋社會主義社會為什麼還存在矛盾，並對矛盾做出科學的分類，提出正確的處理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了剝削階級，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之後，未能及時闡明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集中的，突出的矛盾這一新的重大轉變及共產黨人在這個新形勢下應采取的對策。因而，關於社會主義矛盾的理論是停滯不前、脫離實踐的，它麵對實際無能為力，起不到指導作用，亟待創新發展。
實踐的呼喚，理論的需要，推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了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思想為主體的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
3《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發表
1956年12月4日，毛澤東在給黃炎培的信中寫道：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裏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後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將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召集到北京開會，毛澤東在1月18日和27日作了兩次講話。27日的講話，毛澤東主要講了如何辯證地看待當時的國內外形勢。
在講話中，毛澤東專門講了如何對待鬧事的問題。他對各省、市、自治區的書記們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社會上的事情總是對立統一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對立統一的，有人民內部的對立統一，有敵我之間的對立統一。在我們的國家裏還有少數人鬧事，基本原因就在於社會上仍然有各種對立的方麵——正麵和反麵，仍然有對立的階級，對立的意見。
不過，毛澤東對當時的形勢看得並不嚴重。他用輕鬆的語氣說，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們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又說，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還說，一個工廠，一個合作社，一個學校，一個團體，一個家庭，總之，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都有對立的方麵，所以，社會上少數人鬧事，年年都會有。
參加會議的各地領導人，有的對出現鬧事現象十分緊張，毛澤東對他們說：我們共產黨曆來對帝國主義、蔣介石國民黨、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不怕，現在倒怕學生鬧事，怕農民鬧社，這才有點怪哩!對群眾鬧事，隻有段祺瑞怕，蔣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蘇聯也有些人怕。
毛澤東還告誡與會者，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別開來。即使對於帶頭鬧事的，也要分析，有些人經過教育，還有可能成為有用之材。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隻須剝奪他的政治資本，把他孤立起來，利用他當反麵教員。開除之類辦法，簡單是簡單，爽快是爽快，但是容易不得人心，並不能妥善解決問題。
對於民主人士怎麼辦，毛澤東說，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不讓他們這樣做，壓製批評，就有點像國民黨了，國民黨是很怕批評的。而且民主人士的批評，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錯的可以反駁，不錯的可以補充共產黨的短處。
毛澤東接著說：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麵教育人民。
即便如此，毛澤東仍然認為，學生鬧事，梁、彭、章等人放“屁”，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因而他提醒與會的高級幹部們：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現在的階級鬥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當前少數人鬧事就反映了這種情況。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此後，毛澤東又多次講到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區分與處理問題。
當然，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命題加以展開論述，是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這天，他一口氣講了12個問題：一、兩類性質的矛盾；二、肅反問題；三、農業合作化；四、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革；五、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六、增長節約反對鋪張浪費；七、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九、如何處理罷工罷課遊行示威等問題；十、人民鬧出亂子是壞事還是好事；十一、少數民族與大漢民族的關係問題；十二、中國有可能在三四個五年計劃內根本改變麵貌。這12個問題，核心就是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人民內部仍存在各種矛盾，必須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性質不同，處理和解決的方法也不相同。敵我矛盾隻能用專政的方法，人民內部矛盾隻能用民主的方法，這就是團結——批評——團結。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成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