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建設邊區，戰勝困難
一、邊區的政權建設
1麵臨困境
從1941年起，敵後抗日戰爭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實行“南進”政策，急於從中國戰場脫身，並把中國變成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後方基地，“以戰養戰”，集中兵力對敵後抗日根據地實施軍事、經濟、文化、特務“總力戰”。日酋岡村寧次提出所謂“鐵壁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剔抉”等辦法，由以往短促突擊式的進攻轉為長期的“清剿”、“駐剿”，由長驅直入的進攻轉為步步為營的縱深“掃蕩”，對敵後抗日根據地實行毀滅性的打擊。
1941年至1942年，日軍在華北連續推行了5次“治安強化運動”，使用兵力千人以上的“掃蕩”達132次，萬人以上至7萬人的達27次，有時反複掃蕩一個地區達三四個月之久，殘酷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氣和進行細菌戰，瘋狂搶奪老百姓的糧食、牲畜，燒毀房屋，製造無人區。同時在華中進行了分時期分地區的“清鄉運動”。
在法西斯勢力猖獗的形勢下，國民黨大批黨政軍要員特別是大批軍隊投降日本。自1941年至1943年8月，先後投敵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有20人，高級將領有58人，軍隊達50萬人(占偽軍總數的62%)，他們在日軍指揮下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同時，國民黨蔣介石以數十萬大軍包圍、封鎖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不斷配合日軍攻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軍事戰鬥頻繁，八路軍、新四軍傷亡重，部隊減員多，幹部犧牲大，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減為約40萬人，華北平原地區(產糧區)相繼變成了遊擊區，一些抗日民主政權被摧毀。抗日根據地麵積縮小了，總人口由1億減少到5000萬以下，生活遭到嚴重破壞，財政經濟極端困難。毛澤東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相持階段中這一最困難時期稱為“黎明前的黑暗”。他指出，當前麵臨的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是日益接近勝利的暫時的困難。他號召解放區軍民戰勝困難，堅持敵後長期抗戰，鞏固抗日根據地，衝破黎明前的黑暗。
經毛澤東修改的《告抗日根據地全體黨員和八路軍新四軍將士書》原稿。針對敵後抗日戰爭的嚴重局麵，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於1940年11月7日發出《關於反對投降挽救時局的指示》，指示“八路軍、新四軍的一切抗日根據地，必須堅持長期的獨立自主與自力更生的抗日戰爭”。11月16日，又發出《關於今冬華北各部隊任務的指示》，規定華北部隊的任務是：(一)堅持抗戰，與敵人的冬季“掃蕩”作鬥爭；(二)進行一次冬季擴兵運動；(三)盡量爭取時間，進行休息與整軍；(四)強化政策工作；(五)加強幹部之團結、黨的團結。1941年，毛澤東代表黨中央發出《論政策》、《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一係列指示，部署各抗日根據地作好充分準備，戰勝嚴重困難。
為了更加有效地粉碎日軍頻繁而殘酷的“掃蕩”，毛澤東1941年11月7日代表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指出抗日根據地對敵鬥爭進入了新的更激烈的階段，我軍人力、物力、財力及地區之消耗均很大。在這一新階段中，我之方針應當是熬時間的長期鬥爭，分散的遊擊戰爭，采取一切鬥爭方式(從最激烈的武裝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兩麵派的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約和保存自己的實力(武裝實力和民眾實力)，以待有利的時機。指示根據日軍進攻的特點，規定每個根據地的軍事機構均應包含三部分：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目前軍事建設的中心注意力，應放在地方軍及人民武裝的擴大與鞏固上”。
在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敵後抗日軍民在鬥爭中總結和發明了有效的對敵鬥爭方式。當日軍合擊和反複掃蕩時，主力部隊“敵進我進”，分散向四周邊區及敵占區行動，主動地打擊敵人空虛的據點、交通和後方要害區域，留小部隊及地方部隊、遊擊隊與敵人周旋，待敵疲憊撤退或回援後方據點時，外出主力與根據地部隊夾擊之。根據地居民堅壁清野，創造出打擊敵偽的有效組織形式——武工隊，運用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多種鬥爭形式，使日軍時刻處於人民戰爭的打擊之中。
1941年2月初，毛澤東等關於今後集中戰略任務的指示中，要求新四軍根據華中的形勢，以長江以南津浦路以東為華中的基本根據地，擊退國民黨軍的進攻，粉碎日偽軍“掃蕩”，大力經營蘇南，堅持皖南，準備於條件成熟時向西、向南發展。同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製定了與軍事鬥爭相關聯的政治、經濟上的各項政策，鞏固根據地，增強克服嚴重困難的力量。政治上實行一元化領導，使各種抗日組織和各方麵工作更加密切配合，集中全力開展對敵鬥爭。
1942年9月1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關係的決定》，明確指出：“加強各抗日根據地領導的統一，是為了更順利的進行反日寇的戰爭，‘一切服從戰爭’是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另外，還有著名的“十大政策”的提出和貫徹執行，對敵後抗戰克服嚴重局麵產生了巨大的作用。1941年至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和遊擊隊、民兵作戰42萬多次，斃傷俘日偽軍331萬餘人，保衛了敵後抗日根據地，堅持了敵後抗戰，並開辟了浙東、皖中、皖南和晉南等抗日遊擊根據地。經過反“掃蕩”、反“清鄉”、反“蠶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鍛煉，根據地軍民的政治思想覺悟和對敵鬥爭藝術，都得到了提高，解放區渡過了抗日戰爭的最困難年代。
2推行“三三製”原則
盡管從1940年開始，敵後抗日根據地陝甘寧邊區在日本侵略軍殘酷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嚴密封鎖下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尤其是進入1941年困難加劇。但是由於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據地的總後方。比起其他根據地來，這裏所處的是比較和平的環境，推行各種政策可以比較從容。因此，毛澤東用了很多的精力來研究和指導陝甘寧邊區的工作。他這樣做所考慮的，遠不隻是陝甘寧邊區這一個局部的問題，而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各根據地內應該實行怎樣的政策。他說：“邊區的作用就是做一個榜樣給大家看”，邊區人民的任務是“提高自己，幫助別人”。
毛澤東對邊區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認為這是關係到中國共產黨能否團結人民、堅持抗戰的根本問題。不管在什麼地方，離開當地人民群眾真心實意的支持，堅持抗戰也好，建設根據地也好，都是談不上的。
1939年初，陝甘寧邊區召開第一屆參議會，它是人民普選產生的。參議會經過民主選舉，選出高崗為議長，張邦英為副議長，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高自立為副主席。會議還製定出《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毛澤東在這次會上提出邊區的建設方向是要成為“抗戰的堡壘”和“民主的模範”。他還提出1939年邊區的施政方針是：大大發展國防經濟，發展農業、手工業，改良人民生活；發展國防教育，辦初級的高級的學校，開展識字運動，使邊區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準；大大推進國防的民眾運動，加強軍事訓練，這是毛澤東對邊區建設的初步設想。毛澤東指導下的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開辟了根據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麵，朱德評價說：“在中國，由議會選舉政府，決定施政方針，邊區是第一個。”它實際上成為後來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的雛形。
毛澤東在發表演說。1940年，隨著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在有了這樣明確的指導思想後，毛澤東就把陝甘寧邊區做為一個“試驗區”。他在這年3月初的邊區黨政聯席會議上明確地提出：“邊區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導邊區政府將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原則，根據邊區的環境和條件，加以具體化。邊區中央局副書記、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和政府黨團書記謝覺哉在日記中寫道：“毛主席粗枝大葉的新民主主義論，在邊區就要把它細針密縷起來。”“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邊區，要求在邊區工作的同誌更加努力”。為此，毛澤東對邊區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並在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一步考慮邊區的各項施政方針。
1941年5月1日，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發布了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這個綱領的大部分重要內容是毛澤東審閱初稿時重新改寫的。共有21條，明確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堅持的團結、抗戰、進步的總方針，而且對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法律、知識分子等方麵規定出具體政策，為邊區人民勾畫出一個美好的建設藍圖。
這個《綱領》中，值得重視的是在政權建設方麵規定貫徹“三三製”原則。它寫道：“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群眾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隻占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
“三三製”的原則，毛澤東在1940年就已經提出，中共中央專門發了黨內指示，但是這樣地以“法”的形式將它確定下來，還是第一次。關於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毛澤東在同時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確地寫道：“判斷一個地方的社會性質是不是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地是以那裏的政權是否有人民大眾的代表參加以及是否有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因此，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政權，便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標誌。”
對各項政策的規定，毛澤東都考慮得很仔細，很慎重。他對《綱領》進行修改時，關於改進司法製度、厲行廉潔政治、減租減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調節勞資關係、實行合理的稅收製度、推行消滅文盲政策等條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關於厲行廉潔政治這一條，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強調“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汙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同時提出“實行俸以養廉原則”。
5月8日，《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評論道：“這個綱領所確定的團結抗戰的總方針以及各方麵的正確政策，都是我黨對邊區人民及全國各抗日階層各抗日團體以及友黨友軍堅決實行的鄭重諾言。這樣的施政綱領，正是全邊區人民和全國人民所深切盼望的，這是真正保護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綱領，是保護和調節各抗日階層各抗日黨派利益的綱領。近年來，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頒布過不少正確的、內容豐富的施政綱領，但均不如此次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向選民所提出的施政綱領完善。”
“三三製”原則提出後，許多幹部思想不通，擔心“會削弱共產黨的領導”，擔心會失去“流血犧牲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權”，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做一些說服工作。11月6日，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開幕，通過施政綱領是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毛澤東在開幕式上有針對性地闡述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的原則和意義。他說：“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政策，都是為著團結一切抗日的人民，顧及一切抗日的階級，而特別是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我們叫做新民主主義的政策。這是真正適合現在中國國情的政策。”
為什麼要實行這樣的政策?毛澤東繼續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隻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強調：“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隻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
為改變第一屆邊區參議會選出的邊區政府負責人全部是中共黨員的狀況，毛澤東提議：“這次參議會選舉邊區政府正副主席時，兩個副主席中要有一個是由非黨的進步人士充當。”根據這個原則，第二屆邊區參議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高崗為參議會議長，綏德縣的開明紳士安文欽為副議長，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米脂縣的開明紳士李鼎銘為副主席。選出的邊區政府委員18人中，中共黨員人數有7人，超過了“三三製”的規定，德高望重的老共產黨員徐特立馬上申請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1名非黨人士遞補。
毛澤東的真誠態度，深深感動了許多中間人士。會議的第二天，李鼎銘對人講：“昨天毛先生講的幾句話，真叫我五體投地。他說我們的施政綱領與三三製，下麵工作的人，還做得不夠，他們仍舊掌一種閉門主義，不肯信任別人，把持包辦，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他竟然把下麵情形說得這樣清楚，說得這樣透徹，真是絕頂聰明。”他後來還對人說：“我原本不願出來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參議會上的演說的感動才出來的，在黨外人士有職有權的鼓勵下出來的。”一位79歲的老人李丹生議員在大會閉幕時代表全體議員發言，稱讚中共“誠所感人”，並希望“說到做到，以信義昭示天下，則天下都是你們的”。
“三三製”的實行，使邊區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建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成為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裏一沒有貪官汙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毛澤東自豪地說：現在全國要辦新民主主義，有沒有一個樣子呢?我講已經有了，陝甘寧邊區就是模範。這也是新中國麵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國朋友說：“到中國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國。”
陝甘寧邊區的建設對其他抗日根據地也產生了巨大的示範作用。從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懷這樣評價：“這個邊區給全國，給敵後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義，也是新民主主義在陝甘寧邊區認真實現了，對全國來說有很大的啟示作用，因為這是國民黨人幾十年講要實現的三民主義，而實際上沒有做。對敵後所有解放區亦有很大的幫助，這裏的許多經驗介紹給敵後解放區，使他們的民主建設得到更快的、更順利的進行，對堅持戰爭準備反攻有好處。”
在指導邊區工作中，毛澤東關心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幹部之間的團結。陝甘寧邊區是在劉誌丹、謝子長、高崗等創建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央紅軍到來後，邊區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迅速地擴大發展起來。但大批外來幹部的湧入也帶來一些矛盾，有一些外來幹部看不起本地幹部，甚至說“陝北人隻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引起本地幹部的不滿。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嚴重問題。本地幹部同當地的民眾有著長期的血肉聯係，如果不能團結好本地幹部，也就不可能在當地人民中深深地紮下根來。毛澤東發現這個問題後，立即予以糾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協調工作，他把重點放在教育外來幹部上，要他們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樣看待本地幹部，主力部隊要幫助發展地方武裝，加強相互之間的團結。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邊區黨委改成中共邊區中央局。規定除軍事活動須經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批準外，邊區黨政各部門工作和軍隊的日常工作都統一於邊區中央局領導下。中央局書記是高崗，副書記是謝覺哉，常委有蕭勁光、高自立、張邦英、王世泰、劉景範。中央還決定由這年春天從蘇聯回國的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負責指導邊區工作。毛澤東雖然很忙，但對邊區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管得還是很多。不久，中共邊區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合並，改為中共西北中央局，邊區黨政軍領導的統一與團結的加強是陝甘寧邊區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得到鞏固和發展的重要保障。
3讚成“精兵簡政”議案
1941年11月的延安，早已進入隆冬時節。西北風呼呼地吹著，屋外呈現一派蕭條的寒冬景象，樹木早已被剝光了葉子，在狂風中戰栗著。已是夜晚時分，天地間一片寂靜，隻有陣陣寒意透過薄薄的窗紙襲來。在窯洞微弱的燈光下，毛澤東正在專心致誌地看一個方案，一邊看一邊思考著，在他認為重要的段落用紅筆圈起來，最後又一字一句地將這些重要的字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在這抗日戰爭處於困難階段的時刻，一個黨外人士，不僅與我們黨患難與共，而且為克服困難，迎接勝利的到來獻良策，這是令人感動的。毛澤東高興極了，興致所至，他隨手在旁邊加上了一段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
那麼，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方案，竟能引起毛澤東如此的重視?
原來，1941年11月6日，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在延安大禮堂隆重開幕。根據中共中央的意見，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實行“三三製”，即在政權人員分配上，規定共產黨員占1/3，非黨的左派進步人士占l/3，中間派人士(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占1/3。所以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共產黨員、工人、農民、戰士以及包括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在內的黨外人士。毛澤東出席了這次會議的開幕式並發表了演說，號召共產黨人和黨外人士民主合作。他強調：為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共產黨員隻有同黨外人士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把持包辦的權利。他希望各參議員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提意見。到會的共產黨參議員和非黨參議員在毛澤東的號召下，為抗日救國，踴躍獻計獻策，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全體參議員合影。然而，卻有一個個子矮小、兩眼炯炯有神、拄著拐杖的老人沉默了，陷入深思之中，他就是米脂縣參議會議長李鼎銘先生。這位老先生於1881年9月28日生於陝西省米脂縣的一個中農家庭，原名李豐功，字鼎銘，是米脂縣一位有名望的紳士，一生為人正直。李鼎銘8歲進私塾讀書，14歲因家貧無力延師，開始寄居舅父家讀書，兼學中醫。他在舅父的影響下，發憤學習，遍讀經史子集、諸子百家及曆史、地理等書，同時他對數學、醫學也有濃厚的興趣。
1903年他在綏德大考中一舉奪魁，取為廩生案首。此後，官府開始按月供給他糧食。1913年，他擔任米脂縣東區區長，利用印鬥鄉靈水寺的廟宇，創辦米脂小學，致力於振興家鄉教育，成績卓著。1930年，他在朋友的資助下，在米脂縣城東街，開了一個中藥房，命名“常春醫館”，坐堂行醫。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主張抵禦外侮，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加深了他對共產黨的認識。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同情農工，擁護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政策。就這樣，他當選為米脂縣參議長，參加了這次會議。聽了毛澤東的講話，他失眠了，他想了很多很多，毛澤東的話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毛澤東和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真誠態度，令他打消了疑慮，並深深感到共產黨與黨外人士合作是出於至誠。於是，他根據陝甘寧邊區老百姓負擔過重的實際情況，大膽地提出了一個“精兵簡政”的方案。
其主要內容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國大業，兵要精，政要簡，行政機構要以質勝量，提高工作效能。他建議“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接著提出了五項具體實施辦法。
提出這個議案是要有相當大的勇氣。因為，抗日戰爭至今，我們已經建立了龐大的戰爭機構，如果實行精兵簡政，怎麼應敵?果然，“精兵簡政”議案提出後，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評，甚至有人懷疑李鼎銘提出這個方案的動機。但是，毛澤東卻看到了這個提案的重大意義，因而非常重視這個提案，這給了李先生以極大的鼓勵。
當這個議案提交大會討論時，李鼎銘剛發完言，毛澤東就站起來，一邊鼓掌一邊走到台前，向李鼎銘點頭致意。毛澤東極其深刻地闡明了實行精兵簡政的必要性，對一些不正確的批評進行了反批評。他生動地解釋著：在抗戰初期，采取精兵主義自然是不對的，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全麵抗戰已經四五年了，人民經濟有很大困難，而我們的大機關和不精幹的部隊，又不適合今天的戰爭環境。他還對黨內同誌的宗派主義情緒進行了批評，嚴肅地指出，我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論誰提出的意見，隻要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辦。毛澤東的一席話，使李鼎銘深為感動。
參議會通過了“精兵簡政”議案。議案通過以後，對精兵簡政這項工作，許多根據地的黨組織和政權機關抓得緊，效果顯著，但也有一些地方沒有認真去做。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於1942年9月專門為《解放日報》寫了一篇題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論，進一步闡明了精兵簡政的重要意義。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毛澤東指出：“‘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
12月，中共中央發出精兵簡政的指示，要求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陝甘寧邊區先後進行了三次精簡，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黨的領導下，“精兵簡政”不僅在陝甘寧邊區得到了廣泛的實施，而且推廣到了黨所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這對渡過抗戰最困難階段，堅持長期抗戰，迎接反攻的到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二、發動大生產運動
1重新認識經濟問題
陝甘寧邊區的生產運動首先由部隊係統開始。起初是由1938年留守兵團的一部分部隊在戰鬥和訓練之餘，從事農副業生產，種菜、養豬、打柴、做鞋襪等，從而改善了部隊的生活。毛澤東當時對這一做法就予以肯定，要求推廣到留守兵團的所有部隊。但當時還隻是出於改善部隊生活的目的，並沒有把這種農副業生產與解決經常性的財政供給問題聯係起來。
當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以後，毛澤東就意識到：“長期抗戰中最困難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全國抗戰的困難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難，應該提到認識的高度。”而這種困難隻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加以克服，於是他決定把邊區部隊以改善生活為目的的局部性的農副業生產，發展為整個邊區的以逐步實現經濟自給為目的的生產運動。
從1938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毛澤東在許多場合、許多會議上，反複講述了必須通過“自己動手”來克服物質困難的道理。他說：武漢、廣州失掉以後，敵人還要繼續進攻。我們現在還有一點錢，還有小米飯，但以後會有那樣一天，沒有錢，糧食困難。那怎樣辦呢?第一個辦法是餓死，第二個辦法是解散回家，這兩個辦法是沒有一個人讚成的；“第三個方案，就是靠我們自己動手”，“黨政軍民學大家一齊動手，衣食住都由自己來解決”。
他指出，開展生產運動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一個根據，是人類幾十萬年來都是自己搞飯吃，全中國的農民都是用自己的手來解決吃飯問題，我們同樣是人，為什麼不能靠自己的雙手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呢?況且，就部隊來說，全體都是勞動者，年富力強，怎麼還會有餓飯的事情呢?第二個根據，是留守兵團的農副業生產取得了成績，既然部分的生產運動有成績，為什麼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邊區地廣人稀，荒地很多，隻要降一點雨下來，就可以耕種。不久他又對抗大的幹部說：“我們種田，生產糧食，是農人；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辦合作社是商人；讀書，研究學問，是學生；懂軍事，會打仗，是軍人。這就叫做農工商學兵一齊聯合起來。”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延安給幹部作報告。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開生產動員大會，在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李富春作《加緊生產，堅持抗戰》的報告後，毛澤東發表講演，號召邊區黨政軍民學開展一個“偉大的經濟戰線上的鬥爭”，以此來解決邊區全體人民的生活問題，並且“用實際行動作為全國的榜樣”。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報告及結論(即《反投降提綱》)，進一步號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時機，一切可能種類，必須發展人民的與機關部隊學校的農業、工業、合作社運動，用自己動手的方法，解決吃飯、穿衣、住屋、用品問題之全部或一部”。他還明確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方針。
在黨中央、毛澤東的大力推動下，邊區的生產運動很快開展起來，並取得成效。首先是農牧業生產有較大發展。1939、1940年，全邊區開荒170餘萬畝，糧食產量和牛、驢、羊數量都有較大幅度增長。1940年，部隊已可自己解決一個半月的口糧，並解決了部分裝備補充。機關學校也投入生產運動，從中央和邊區領導人到勤務員和青年學生，全體動員上山種地，場麵十分壯觀。與農牧業發展的同時，邊區的工業建設也邁出了最初的步伐。1938年3月，工業專家和技師沈鴻帶著10部機器和7名工人來到延安，建立起邊區機器廠。接著，恢複和創辦了石油廠、紡織廠、造紙廠、農具廠、皮革廠、化學廠、製藥廠等。華壽俊在1940年用當地盛產的馬蘭草造紙試驗成功，大大推動了邊區造紙業的發展。
1939年到1940年是陝甘寧邊區生產運動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一方麵是邊區自身開展了生產運動，另一方麵邊區也還有一定的外援，即國民黨政府尚給八路軍發放一定數額的軍餉，同時還有海外華僑、國內民主人士和抗日團體的捐款，所以，如同毛澤東後來所說：當時“我們還有飯吃，有衣穿”。這時，邊區人民的負擔是很輕的。黨中央采取“儲蓄民力，力爭外援”的方針，邊區政府所征捐稅隻有進出口貿易累進稅、皮毛稅、鹽稅、救國公糧四種。
以公糧來說，1938年全邊區隻有17萬石，1939年5萬石，1940年9萬石，分別占當時細糧(小米)產量的14%、28%、76%。到1940年秋，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時，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並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邊區的外援全部斷絕。與此同時，邊區內遭受了嚴重的旱、病、水、雹、風五大災害的侵襲，災情幾乎波及每一個縣。陝甘寧邊區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地區，隻有140萬老百姓，土地也比較貧瘠，要保證供給軍隊和機關學校人員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