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堅持團結，反對分裂
第十五章堅持團結，反對分裂
一、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1維護國共合作抗日局麵
1938年10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陷，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預見到了相持階段的嚴重形勢。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告誡全黨：敵後戰場要做好敵人用很大力量來進攻的準備，要準備進行艱苦的戰鬥。並指出：“為了配合正麵防禦，使主力軍得到休息、整理機會，為了生長力量準備戰略反攻，必須用盡一切努力堅持保衛根據地的遊擊戰爭，在長期堅持中，把遊擊部隊鍛煉成為一個主力軍，拖住敵人，協助正麵。”六中全會明確指出黨的工作重點是在敵占區和敵後農村，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具體方針，要求各地“廣泛地發展敵後遊擊戰爭，創立和鞏固我之根據地，縮小敵之占領區，配合主力作戰”。
1938年12月，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會議，決定八路軍主力進一步向敵人占領的遠後方展開，一一五師挺進山東，一二○師主力一部挺進冀魯豫地區。全華北逐步開展了以遊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的反“掃蕩”和軍民結合的“交通破擊戰”。一二○師相繼進行了黃家莊、邢家莊戰鬥、齊家會殲滅戰等，作戰160多次，殲滅日軍4900餘人，鞏固了冀中根據地。一一五師一部在雁宿崖、黃土嶺戰鬥中殲滅日軍1500多人，擊斃日軍“山地戰專家”阿部規秀中將(此為日本侵華以來斃命的第一個高級將領)，打破了日軍對北嶽區的冬季“掃蕩”。一二九師在冀南連續作戰百餘次，殲敵3000餘，粉碎了日軍3萬餘人和5萬餘人的大規模“掃蕩”。繼而發動了邯鄲、白晉、武沙破襲戰，有力地打擊了敵人的“囚籠”政策。一一五師進入山東後，進行了樊坎、陸房、梁山等著名戰鬥，1939年至1940年間粉碎日軍千人以上的“掃蕩”25次，發展了抗日武裝，擴大了山東抗日局麵。
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抵抗日軍之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卻因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發生動搖，逐漸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甚至於1938年12月29日公開叛國投敵。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汪精衛叛逃事件。毛澤東在會上說：“蔣介石近來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都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更要限製我們。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致電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希望推動國民黨向好的方麵發展。
但是，事情並沒有如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那樣來發展。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蔣介石雖然在開幕詞中談到現在是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談到要抗戰到底，不能半途而廢，但他把抗戰到底解釋為隻恢複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更嚴重的是，該會確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針，設立了專門的“防共委員會”。依照蔣介石的意旨，會上原則通過要限製異黨活動，並公開發表《宣言》說：“本會議鄭重聲明，吾人絕不願見領導革命之本黨發生二種黨籍之事實，更不忍中國實行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建國一貫之誌業，因信仰不篤與意誌不堅，致生頓挫。”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中寫道：“今後，本黨應力求革命理論之領導”，“而使違反主義之思想無從流布於社會，而於戰區及敵人後方，尤應特別注意”。這些話，矛頭顯然都是指向中國共產黨的。
隨後，國民黨中央向其各省高級長官發出密令：“對於共黨應根本打破利用觀念，並徹底掃除恐懼心理。”並陸續製定和秘密發布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置辦法》、《處置異黨實施方案》、《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陝甘兩省停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運用保甲組織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等一係列反共文件。國民黨五中全會，成為抗戰期間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點。
毛澤東已經敏銳地覺察到國民黨內妥協磨擦的危險傾向在發展，特別是蔣介石本人的態度在發生變化。就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時，1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防共限共政策的對策》的指示，明確告訴全黨：我們對磨擦如逆來順受，則將來磨擦逆流必更大，頑固氣焰必高，故我們應以冷靜而嚴正的態度對待。已建立的政權，決不輕易放棄。
2月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國民黨五中全會後的形勢及黨的方針。在會上，毛澤東批評國民黨五中全會的錯誤是“依靠外力，隻打到盧溝橋”。“國民黨的政策是一貫的，在五中全會是再一次表現。”關於國共關係，他認為，國民黨的妥協傾向與磨擦傾向也是錯綜複雜的，主張執行聯共同時又防共的中間政策的占多數，我們應該增加左翼力量，爭取中間派。蔣介石將處於中間派地位。“過去，我們隻與汪精衛鬥爭，沒有與蔣介石直接鬥爭。抗戰中如何打法，我黨一貫與蔣介石鬥爭。在前年的鬥爭方式是尖銳的，去年較和緩，但鬥爭是沒有停止的。今後我黨方針還是不要太尖銳，要堅韌。”“我們要阻止妥協磨擦危險傾向的發展，主要方針是爭取國民黨的大多數，爭取中央軍，發展八路軍遊擊隊。”他說：隻要我們有力量造成抗戰的局麵，就能逼迫蔣介石不得不繼續抗戰。
此前，他在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演，提醒大家在反對民族投降活動的同時要注意反對黨內的階級投降主義。他說：最近為止，我們得了許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冊子發給國民黨黨員，要防止共產黨，而且要采取攻勢。什麼叫防止?就是不讓共產黨發展。什麼叫攻勢呢?就是他們提出的“一個黨、一個主義、溶共”的政策，就是說要取消共產黨、溶化共產黨、取消共產主義。他說：“統一戰線又講親愛、講團結，另一方麵又要鬥爭。”“古時人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也是說統一裏有鬥爭。”“我們對無理之話一定要反對，因為它是真正破壞統一戰線的。”他在講演的最後說：對國民黨的磨擦，“我們有兩條原則：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說人家不搗亂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條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一原則要抓得緊，一定要有勁。”“這樣，才能真正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隻有這樣，才能戰勝日寇”。
對蔣介石正在日益加強的防共反共活動，毛澤東主張進行必要而適度的反擊。當時，國民黨正準備召開國民參政會一屆三次會議。中共中央書記處電示南方局：因國民黨五中全會對民主民生問題一無表示，對我黨態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對我黨我軍我邊區采取進攻方針，並增加磨擦對抗，對前次參政會決議也未見實行，因此，我參政員對本次會議宜采取較冷淡態度，以促蔣及國民黨反省。隨後，毛澤東和王明又致電國民參政會秘書處並轉蔣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屆參政會，特電請假。”
這時，共產黨內有人存在一些糊塗觀念，認為既然中國共產黨在公布國共合作的宣言中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那末，國民黨提出“一個黨一個主義”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毛澤東為此作了說明。他在抗戰以來早已一再說過，共產主義是在革命發展的將來階段實行的，共產主義者在現在階段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而是要實行曆史規定的民族革命主義和民主革命主義，這是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根本理由。中國共產黨正是在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國民黨部分地實現了民族主義，表現在實行了對日抗戰，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沒有實行。這些，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當局對待“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不同態度說清楚了。
針對黨內一些人的糊塗觀念，他又提出，蔣介石用三民主義來同我們鬥爭，“我們抓住三民主義，用三民主義壓倒他們”。他多次到中央黨校等部門講演，說明國共兩黨對待三民主義是有區別的。他說：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實行的是三民主義，將來是社會主義，一定要把三民主義(現在的)變為社會主義(將來的)，這一條我們不能放棄也不應該放棄。我們跟友黨講親愛，講團結，這是對的，而同時要大大發展我們的黨，不要因講親愛、團結而放棄了自己的任務。”他用了—個形象的比喻：“三民主義是到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經之路一樣，現在我們實行三民主義，哪個說我們將來不實行社會主義?”
3月12日，蔣介石借孫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紀念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布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規定它的共同目標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誌集中、力量集中”。這其實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變相提法，是為了對付共產黨的。4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毛澤東提出要“利用他們的東西來反對他們，壓倒他們”。
4月29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活動分子會議，作了《關於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問題》的報告。他說：“共產黨是曆來號召全國總動員的。”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有積極的東西，也有消極的地方。一方麵號召全國人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麵是對付共產黨的。”我們的任務是“要使它得到一個正確的方針，使它有利於‘打日本，救中國’”。
5月1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門外舉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及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題為《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的講演。他說：“大家宣誓：反對漢奸，擁護抗戰，集中力量，集中意誌!幹什麼呢?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我們中國在危難之中挽救過來，改造過來，變成一個新中國。”“我們要打到什麼程度呢?要打到鴨綠江邊!要收複一切失地!不達目的，決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黨政軍民，各機關，各學校，在這裏開會，舉行宣誓，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綱領，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一定要打倒我們的敵人，一定要建設我們的新中國!”他強調指出：“汪精衛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漢奸陣線上去，集中到降日陣線上去，行不行呢?萬萬不行的!有些搗亂分子、磨擦專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對不對呢?完全不對的。所以一切意誌要完全集中在最後勝利一點，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處，決不能夠違反。有違反的就要反對，就要打倒。”毛澤東接過蔣介石提出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口號，來揭露和批評他，這在鬥爭策略上是無懈可擊的、十分高明的。
2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隨著國民黨《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的頒布，國內政治形勢一天天惡化。在河北、山東、陝甘寧邊區等地，國民黨內的頑固派不斷製造同八路軍的軍事磨擦，事件層出不窮，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斷傳來，事態越來越嚴重。一味退讓，隻能使對方更加得寸進尺，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因此，毛澤東在這年年初已經提出反磨擦的問題。他說：大革命的“亡黨之痛”提醒我們，“要國民黨進步，沒鬥爭是不行的”。他還在內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但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在行動上仍采取十分克製的態度。
毛澤東指示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等盡量通過談判來妥善處理與頑固派的磨擦問題，以維護團結抗日的局麵。
可是，國民黨頑固派卻視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克製態度為軟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國民黨在河北的“磨擦專家”、河北國民軍總指揮(以後又被任命他為河北省政府民政廳長)張蔭梧公開叫嚷：“八路軍怕統一戰線破裂，我們無論怎樣做，進攻是沒有問題的。”他乘八路軍反擊日軍“掃蕩”的機會，從背後偷襲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殘酷殺害八路軍官兵400多人。6月12日，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又包圍湖南平江嘉義鎮新四軍留守通訊處，殺害通訊處負責人、新四軍上校參議塗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6人。毛澤東得到報告後義憤填膺地說：“這樣的事如果不加製止，中國就會在這些反動派手裏滅亡。”
麵對步步進逼的這種橫逆，中國共產黨人已無法繼續退讓，否則，敵後抗戰的成果會重新喪失，抗戰大局會遭到嚴重破壞。
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反對投降問題的報告。他指出：抗戰是一定要堅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鞏固發展的。國民黨存在投降與繼續抗戰的兩種可能性，中國共產黨要從壞的可能性作準備，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沒有準備。“全黨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並準備輿論，準備群眾，隨時可以對付事變——各種意料之外的襲擊，各種大小事變。”但他還是強調：“積極幫助蔣與督促蔣向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
6月25日、30日，毛澤東連續發表《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反對投降活動》兩篇文章，指出當前形勢中投降是主要危險，反共即準備投降；反對投降和分裂是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當前的緊急任務，號召全國人民“必須睜大眼睛注視那班投降派的活動，……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對投降和分裂。6月26日，中共中央公布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兩年戰績，用無可辯駁的事實駁斥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攻擊和誣蔑。
7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由毛澤東、博古改定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宣言》裏明確地提出了三條中心口號：“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
7月12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縣、區長聯席會議上作報告，提出“保衛邊區”的任務。他說：“現在有些頑固分子，他們講磨擦。他們說要把我們的邊區磨掉。我們呢?我們說要把邊區保衛起來。過去是創造邊區，現在是要保衛邊區。”“因為頑固分子他死頑固，他磨擦來，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會愈磨愈凶起來。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頭上打了一下，使他的頭不敢再鑽進來。他就想一想，還是不磨吧，講親愛。這個時候我們也同他講親愛，請他喝茶，大家講和平。所以磨擦是對付頑固分子，結果還是講親愛。但是有一個原則，我們不要先打人，人家打來了，我也打過去。磨擦的最後目的是講和，磨擦是講和的最好辦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從前十年內戰一樣呢?那我們也不讚成那樣搞的。”
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用國法製裁反動分子》的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目改為《必須製裁反動派》)。他說：在平江這個抗日的後方，新四軍平江通訊處的負責同誌塗正坤、羅梓銘被反動派殺死，“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一定要反對，我們一定要抗議!”“現在國內流行一種秘密辦法，叫做什麼《限製異黨活動辦法》”，“這種辦法就是破壞團結的種種罪惡行為的根源。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就是為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為了這個，就要取消《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就要製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就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誌、抗日的同誌、抗日的人民。”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軍民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當局的反共分裂活動。從7月3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多次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國內外形勢、特別是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在會上說：“在國民黨開始進步時(由內戰轉到抗戰時)，全國團結統一空氣高漲，妨礙統戰開展的主要危險是關門主義。”“在國民黨退步時(二月起)妨礙統戰開展的危險，便是怕磨擦破壞統一戰線。”“到磨擦到尖銳時的危險，可能最容易忘記同一性，易於忘記三民主義與統戰策略。將來可能隻顧磨擦忘記了統一性。目前黨內要進行階級教育。”
聶榮臻後來回憶：“當北方分局和晉察冀軍區傳達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指示後，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性反磨擦鬥爭，就在全邊區展開了。”
八路軍被迫進行還擊的第一個目標，是從粉碎張蔭梧的進攻開始。
8月上旬，乘八路軍在艱苦環境中同圍攻根據地的日軍進行生死搏鬥時，張蔭梧又兩次從背後襲擊八路軍，殺害八路軍工作人員。八路軍在反擊中繳獲張蔭梧部下勾結日軍共同向八路軍進攻的密信，這種狀況已使人忍無可忍。8月15日，朱德和彭德懷聯名致電劉伯承等並報毛澤東、王稼祥，提出對河北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指出：對張蔭梧這樣的頑固分子要加以打擊並全部殲滅之，這個意見得到中共中央的批準。劉伯承接電後，在8月24日一舉將張蔭梧部大部殲滅，27日又全殲他的殘部，共殲4500餘人，張蔭梧隻身逃跑。不久，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將張蔭梧撤職查辦，這對國民黨內頑固派的反共活動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正當中國國內磨擦迭起的時候，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動。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在先後占領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後，又向波蘭大舉進攻。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
國際形勢的這種巨大變動對中國的抗戰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9月7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所寫的社論《國際新形勢與我國抗戰》。社論中說：帝國主義戰爭擴大這一新的國際形勢可能對中國抗戰產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響。“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國本身的問題。隻要我們能始終堅持抗戰到底國策，堅持內部團結，尤其是國共合作的方針，堅持力爭全國進步的方針，那末，在有利的國際形勢下，我們可以縮短時間，減少犧牲，而取得抗戰的勝利，就是在更困難的形勢下，我們同樣可以而且一定能夠克服一時困難，進而取得抗戰的勝利。”
9月16日，毛澤東會見隨同北路慰勞團來延安的中央社記者劉尊棋、《掃蕩報》記者耿堅白和《新民報》記者張西洛。當記者問抗戰的相持階段是否到來時，他回答：“我以為，相持階段是有條件地到來了。”當然，“說敵人的大規模戰略進攻和我們的戰略退卻在一定條件下基本上已經停止，並不是說一切進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卻的可能都沒有了”。當記者問到所謂“限製異黨”也就是各地磨擦的問題時，毛澤東激動起來了。他說：“共同抗日的黨派就是友黨，不是‘異黨’。抗戰中間有許多黨派，黨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戰，完全應該互相團結，而決不應該互相‘限製’”。“國民黨、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點的，這就是抗日。所以現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問題。”
由於記者問到共產黨對待所謂磨擦的態度，毛澤東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麵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毛澤東已經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原則，但那是在內部講的，這一次是通過答三位記者問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國公開宣布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態度，同時說明這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
談話最後，毛澤東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號用更簡潔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三大政治口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期的基本口號，在全國產生廣泛的影響，幫助許多人清醒地認識到國內政治局勢中正在步步上升的嚴重危機和分清是非的標準。
幾天後，毛澤東再次見到來延安訪問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斯諾一開始就講到，他在重慶訪問國民黨一個將軍，那個將軍說：現在沒有什麼統一戰線的問題，中國隻有一個合法的黨——國民黨，一個合法的政府——國民政府，“邊區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終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訪問另一個將軍，也是這樣說：中國除國民黨外，再沒有其他合法的黨了，共產黨在與蔣委員長表示一致之後已不複存在，因此，現在是沒有什麼統一戰線的問題的。1939年10月，毛澤東會見重訪延安的美國記者斯諾。毛澤東回答說：“中國早已有實際上的統一戰線，在大多數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動中，已也有了名義上的統一戰線。”“別的政治集團怎麼講，我不知道，說到共產黨，那末，從它誕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從來也沒有過一天半天一小時或者一分鍾放棄過它的獨立性，從來也沒有向什麼個人或什麼集團或什麼黨派屈服過。要共產黨屈服，這大概是比上天還要困難些吧。”
當談到抗日和民主的關係時，毛澤東說：從抗戰以來，國民黨政策上的變化是不打內戰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麵，還是沒有什麼變化，依舊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這種獨裁引起了全國的不滿，非得變更一下不可。”“現在全國人民都很著急，中國不改革政治，不實現民主，不但不能打敗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國的。”
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還會見了率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到延安訪問的南北總團團長、國民黨元老張繼，北路團長賀衷寒、副團長王右瑜，國民黨軍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著名抗日將領、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以及來自各國的友人，向他們廣泛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團結抗戰的決心和誠意，這對爭取各方麵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10月10日，毛澤東在指示中再次向全黨強調指出：“我黨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同誌，應該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覺性，用全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鞏固我們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的危害中國革命的突然事變，使黨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損失。”
到這年快要結束的時候，國內的政治局勢越來越壞，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蔣介石越來越傾向於用軍事手段向中國共產黨進攻。11月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共產黨之跋扈囂張，全無國家民族觀念，隻知乘機擴張勢力，今後必益加甚。叛亂之期，當不在遠。”實際上是，蔣介石使用軍事手段向共產黨進攻的日期“當不在遠”了。是月12日至20日，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實際上確定了要以軍事反共來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針，並製定《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日益惡化的形勢使毛澤東十分焦慮。
他清醒地看到：一場共產黨人原來不希望看到的相當規模的武裝衝突也許已難以避免。11月14日，他在陝甘寧邊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談到：“我們的團結是有條件的”，“假使把你的頭割掉了，還講什麼團結啦?”“所以我們講團結，在必要鬥爭的時候我們還要鬥爭，有了鬥爭也就會有團結。”11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及華北地區鬥爭情況的彙報。彙報中談到在當時國內外形勢影響下，大資產階級發生了嚴重的動搖，但在重慶的中產階級，包括一些國民黨元老卻反對內戰，“他們表現很活躍，敢於講話”。在華北堅持抗戰的國民黨將領也發出“再打內戰就完了”的呼聲。這些，對毛澤東進一步考慮如何處理反磨擦問題也有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