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外部市場的顯著收縮，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了重大影響。從世界經濟增長波動本身來看，這一動蕩隻是短期的，一般預期到2009年末世界經濟將走出衰退。但是，由於中國受到重大影響的內在原因深刻地存在於長期發展戰略之中，因而應對這一危機所需要的卻應當是一種長期的、發展戰略性質意義上的重大調整。
中國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完成了快速發展所要求的規模擴張第一階段的任務，新階段需要在規模繼續擴張的同時更加注重實現結構的升級，從而實現內涵式的發展。這一階段性的推進是發展階段本身邏輯的要求，同時也是世界經濟環境變化的要求。30多年來，經濟全球化的大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今後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已經完全不同於過去，特別是由這些變化帶來的對中國不利的外部因素，包括長期的曆史性變化與短期的金融衝擊和經濟衰退，都要求我們考慮對要素集聚與釋放戰略的調整。就開放以利用經濟全球化而言，實現發展的道路不再隻限於要素的集聚，而具有適應全球化發展的更廣泛的新含義。
一、對本次危機原因的分析
眾所周知，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根源於美國的次級房貸；同時，過度的金融創新、缺乏必要有效的金融監管以及信用評級製度的缺失等都具有重大影響，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危機的原因。然而，美國也有少數人將本次危機的責任歸咎於中國，提出中國的高儲蓄導致美國的金融泡沫是這場危機的原因“在過去差不多5年的時間裏，製度上的不統一製造了20世紀30年代的一個翻版：作為讓本幣盯住美元的最大經濟體，中國將人民幣彙率保持於低位，致使亞洲其他出口國也紛紛壓低彙價。正是在這新一輪彙率操縱大戰中，這些盯住美元的國家斂集了巨額貿易順差。它們的收益不斷回流至國際金融體係中，令信貸泡沫持續膨脹，在破滅後釀成今天的空難。”（Sebastian Mallaby：《21世紀布雷頓會議，中國是否當年的美國？》，《華爾街日報》2008年10月30日。作者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地緣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這在邏輯上是荒唐的。毫無疑問，次級債的設計、過度的金融創新、無效的監管和缺失的評級等等這些都是美國金融製度自身的問題，無論怎麼說都與中國無關。惟一需要稍加理論分析的是美國的過度消費和中國的過度儲蓄究竟是誰的責任。
在國際收支平衡問題上，中美之間表現為“雙赤字”與“雙順差”的關係，或者說是中國以貿易盈餘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金融資產又借給美國，向美國出口收入資金又回流到美國。消費信貸是美國拉動經濟的法寶之一。消費信貸產生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即美國經濟體係運行中的內在缺陷。為彌補這一內在缺陷而創造的超前消費模式（以及美國的消費文化），利用次級債創造的金融衍生產品才是金融泡沫的根源。消費信貸產生之時中美之間甚至連貿易都還很小，更談不上什麼中國對美國的國債投資，即使現在中國買的美國國債也隻是儲備資產中的一小部分。至於美國政府的巨額財政赤字則與美國複雜的國內外政策相關，特別是與美國推行國際霸權而需要的巨大支出相關，同樣與中國無關。
中國的巨額貿易盈餘與對外部市場過度依賴相關，也與國內消費投資不足相關，兩者都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作為發展初期，中國缺乏國內增長動力，需要外部市場，這是惟一的選擇。由於國內市場不成熟，企業發展有限，投資不足；改革滯後，分配差距擴大，消費不足，這些都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難以避免的發展中的問題。即使中國實現了貿易平衡，也不會改變美國的雙赤字模式。眾所周知，美國的貿易逆差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直至導致70年代美元黃金本位製的垮台，而當時中國還很少對外貿易。
兩國的這些差別導致了中國發展利益的不足和流失，而美國的發展利益卻增加。因為美國不僅廉價享用了中國創造的物質財富，而且廉價使用了中國積累的金融資源，還同時要中國一起承擔由此產生的風險。危機的“中國責任論”將兩麵上看來對稱的“赤字”和“盈餘”現象解釋為兩國的共同責任，這種理論顯然是膚淺的。
二、危機的啟示與開放型發展戰略的調整
然而，麵對嚴重的危機，中國仍然必須考慮防範危機衝擊的對策，同時也要從根本上思考減少此類衝擊的長期戰略——這就是擴大內需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