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研究至少存在兩個不足：在研究內容上，沒有比較俄羅斯等其他轉軌國家投資領域政府行為；在研究方法上，對統計數據的分析隻進行了相關係數分析。深入研究轉型時期中國投資領域政府行為可以根據這兩個不足展開。另外，本書的研究屬於經濟學與公共管理學的交叉研究，在本書的基礎上，可以對這種交叉研究作相關的展望。
正如第2章的“政府職能轉變與政府行為不規範的產生”這一小節所述，俄羅斯等其他轉軌國家政府職能轉變麵臨的背景和任務、轉變方向、轉變途徑和速度等與中國存在明顯區別，這種區別使中國政府行為不規範問題不同於這些國家。如果能加以比較，將加深人們對轉型時期中國投資領域政府行為不規範問題的認識，但是本書沒有比較俄羅斯等其他轉軌國家的政府行為。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冷戰結束後俄羅斯經曆長達十多年的政局動蕩，複雜的局麵使人們對俄羅斯政府職能轉變的認識有待深化和檢驗；二是相關資料難以收集，筆者能查找到的隻是零星的資料。隨著俄羅斯政局平穩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對俄羅斯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行為規範化會有更深的、能經受曆史檢驗的認識，相關資料也會更多、更全麵地被中國學者們所認識和掌握，這方麵的比較研究隨之可以進一步深入進行。
對轉型時期中國投資領域政府行為內部關係的分析離不開相關統計數據的分析，這就涉及指標的選擇和數據分析方法的選擇。在應用統計數據來衡量政府投資者行為與公共管理者行為之間的關係時，本書選擇的指標是財政投資增長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和GDP增長率；本書選擇的統計分析方法是對這三者作相關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基於以下幾點認識：①在國家或地方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或經過整理可以得出的數據中，財政投資增長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和GDP增長率基本上能滿足反映政府行為關係的需要； ②能反映政府行為之間關係的統計數據之間是不確定性的數量關係，根據統計學原理，目前適用於不確定性數量關係分析的是相關分析，而回歸分析隻適用於確定性數量關係分析盧小廣。統計學教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學出版，2005.217—218.，線性回歸分析不適用於反映政府行為之間關係的統計數據分析；③對政府行為之間關係的研究，許多學者運用博弈論的分析方法，但筆者認為，博弈論不適用於統計數據分析。隨著統計分析方法的進步，非線性分析方法將更完善、更實用，人們可以運用它來分析政府行為之間的關係。人們也可以運用博弈論來分析中央與地方政府投資行為之間的關係，但它將麵臨缺少統計數據支撐的困境。
在第2章對政府行為下定義時，本書提出“在國家政治製度穩定的情況下，政府決策和執行機製是穩定的，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職能主要考慮各種政策工具的選擇。在一定決策—執行機製下，為實現一定目的，政府選擇各種政策工具並加以執行的活動就是政府行為，政府行為可以是單一的政策，也可以是相關多項政策的集合體”，也就是說，本書開展研究的前提是政府體係決策—執行機製是確定的，這種確定的政策—執行機製由國家特定的政治製度決定，換言之，本書的前提是國家政治製度確定、決策—執行機製確定。這應該是經濟學與公共管理學交叉研究的前提。
從這種前提進一步說開，我們可以考慮經濟學與公共管理學交叉研究與其他學科交叉研究在研究對象上的區別，特別是與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區別。隻有明確自身研究對象與其他學科研究對象的不同，經濟學與公共管理學交叉研究才有可能進一步發展。現代公共管理學由傳統行政學發展而來，它們都不同於政治學，它們與經濟學的交叉研究也就不同於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交叉研究。在理論界，人們往往把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交叉研究學科稱為政治經濟學，借鑒這種說法，人們也可以把經濟學與公共管理學交叉研究稱為“公共管理經濟學”。在經濟學界，政治經濟學可以分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當前西方國家流行的新政治經濟學（包括公共選擇理論和理性選擇理論）。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對象是不同政治製度相互取代與經濟運行的關係，當前西方國家流行的新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對象是特定政治製度下決策—執行機製與經濟運行的關係（即現代資本主義製度下代議製民主製或直接民主製下的決策—執行機製與經濟運行的關係），那麼，經濟學與公共管理學交叉研究對象則是一定政治製度下、一定決策—執行機製下政府行為（選擇和執行具體政策）與經濟運行的關係。這是經濟學與公共管理學交叉研究跟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研究的聯係與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