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關係是勞動者與勞動力使用者之間在實現勞動過程中結成的社會經濟利益關係，其和諧與否不僅直接影響著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利益目標的實現，而且還關係著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因此，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都把建立協調穩定的勞動關係作為重要的社會經濟目標。對於中國來說，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勞動關係所覆蓋的人口已經成為中國人口結構中的主體，並隨著經濟體製的轉軌勞動關係正在進行積極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其突出表現為：生產要素承載者的資產者和勞動者的利益格局出現了重構與重組；勞動關係的市場化與就業關係的契約化已占據主導地位。在要素市場化力量的推動下，資本所有者成長為新的社會階層和集團，並在市場化的勞動關係中占據強勢地位，成為勞動政策的新行動者。特別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得資本的全球流動性增強，與勞動力全球流動所受到的諸多嚴格限製形成了強烈對比，並由此加劇了不同國家勞工對於有限工作機會的競爭，資本在全球流動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活動造成了工作條件和勞工利益的“競相逐底”（race to bottom）。
在中國勞動關係急劇轉變的時期，政府的角色卻比較模糊。市場轉型期中國勞動關係變遷的基本取向是為企業效率和國家經濟發展而犧牲勞動者利益。麵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經濟競爭，廉價勞動力在事實上成為中國提升國家全球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勞工的弱勢，更由於各級政府采取以利用廉價勞工作為比較優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基本經濟政策而進一步加劇。為保持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和增加出口的戰略優勢，部分地方政府在追逐資本的過程中對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已出現集體失語，普通勞動者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被忽視，其基本經濟利益日趨邊緣化，這進一步導致了他們在勞動關係中話語權的喪失。
中國勞動關係的惡化，使得勞動者無法依靠單個自身的力量以求改善，工會組織力量似乎是一種保護勞動者基本權益的有效途徑。但是，由於中國工會對政府管理的從屬性，使其對勞動過程中管理者的組織和控製特權無法提出強有力的挑戰。罷工的缺席、成員資格的確保以及代扣工會會費的體係造就了一個消極的工會。對於勞動者而言，工會目前隻是一個具有雙重矛盾情感的存在，既是表麵上對利益侵犯者的一種威脅，也可被視為一個無所作為的機構。同時，由於當前國家勞動立法建設與社會保障製度建設的滯後，在麵臨苛刻的雇傭條件和無保障失業的兩難選擇中，勞動者對資本所強加的勞動規範的認同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流動導致了勞動者集體的脆弱性。然而，當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受到侵害，卻又長期找不到公正的解決辦法時，勞資矛盾的累積必然導致勞動者訴諸自發性的激烈方式進行抗爭。這不僅體現在勞動爭議數量的急劇增加，還體現在組織內勞動者的工作倦怠、績效低微、頻繁的離職跳槽等退縮行為上。勞動關係的不和諧所導致的社會代價正在顯現和增大。如何在更廣泛的領域尋求共同目標，避免勞動關係主體雙方矛盾的進一步激化，成為中國目前經濟體製改革中麵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書中運用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中國當前勞動關係的調節機製進行了探索和研究。在對國內外學者勞動關係研究成果進行綜述的基礎上，從分工與交易的角度闡釋建立勞動關係的內在邏輯。分工帶來的專業化導致技術進步，技術進步產生報酬遞增。同時，由於市場機製的運行是有成本的，交易費用在分工深化過程中具有重要的製約作用。企業的出現就是為了減少市場交易的費用，企業的本質在於“用要素交易的契約代替產品交易的契約”。企業勞動關係的形成，其功能可以視為生產的增進和成本的節約。然而交易成本的節約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窮盡的，而內部市場交易主體所獲取的經濟租金在某種程度上是沒有上限的，經濟租金會因為要素資源價值的不斷提升而被持續地創造出來。因此，還可以將企業內勞動關係理解成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之間共同創造合作剩餘，並從各自效用最大化出發，就創造出的合作剩餘進行談判，以盡可能分得最大份額的動態經濟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