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本淵
手捧冷葆青同誌以“戰後日本的腐敗與治理”為題的新作，既驚喜，又讚佩。仔細閱讀了數遍，深感該書分量很重，時機把握很精準，於是很想借該書的問世之際獻上點滴感言。冷葆青同誌並非日本研究圈子出身，卻用超越常規的思維慣性和視角，以獨特的政治悟性，選擇了日本的反腐倡廉曆程這一很有前瞻性的題材，進行了頗為嚴謹、紮實的研究。全書對日本戰後一再發生腐敗現象的曆史軌跡及日本社會解決腐敗問題的不懈實踐做了很好的梳理，文字功底紮實，融摘編與解析相結合，新聞式語彙與論證式語彙相結合，資料翔實，歸納縝密，體係合理，曆史維度與現實維度皆有，是一部重要的填空之作和緊扣當下時政熱點之作。它有效呼應了我國進一步深化治國理政的現實訴求，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政治參考價值，並由此揭示了我國日本研究的新領域，實現了日本問題研究的重大突破。謹對冷葆青在全書編寫過程中表現出的驚人的毅力和踏實的研究作風表示崇高的敬意。
日本戰後腐敗現象迭出，問題多出在政客及官僚身上，但主要歸咎於日本獨特的經濟管理模式與權力運行機製，體製型腐敗可以說是日本腐敗的主要根源。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沿用中央集權式的行政管理體製，“權力至上論”根深蒂固，政府對微觀經濟秩序管得很細，重大的財權、事權一直由中央政府掌控，管製經濟和輸血型財政色彩很濃，政府的決策過程充滿著利益誘導的成分，國會議員、高級官僚等政客習慣於對用公共財政投資的項目進行微觀化、常態化的幹預，選民、政客、官僚之間構成了心照不宣的權錢交易鏈。地方政府對中央在項目審批、財政撥款等層麵的高度依賴又助長了這種現象的惡性膨脹，尤其是政客以回報家鄉父老為名搞權力尋租，斂錢聚財，在日本是見怪不怪的政治現象。選舉政治架構下政務活動耗費巨大也迫使政客們不得不在項目審批、財政撥款方麵鑽空子，“族議員”幾乎把持了絕大部分行業的規則製定權和立項審批權。上述日本特色的腐敗病一直製約著日本國家形象的改善。
針對這些嚴峻的現實問題，日本社會的有識之士抗爭不息，日本的反腐實踐一浪高過一浪，形成了許多具有約束力和震懾力的文化風尚和規則。自民黨正是放縱腐敗，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曾付出了兩度下台的慘痛代價，再度執政後不得不認真吸取教訓。當下司法監督與媒體監督在日本日趨強勢，前者堅守職業底線，不懼壓力，堅持對政客、官僚的貪腐線索一追到底，不查個水落石出不收手，而媒體則以曝料政客的貪腐行為為賣點，“大老虎、小蒼蠅”一起揪，直到把這些人批得名聲掃地為止；國會內的監督也漸成風尚，國會議員之間的相互提問、答詢常常以揭短對方的品行瑕疵著手；公眾漸漸養成了用清廉與否來評判政客，每當大選來臨時主要借助這一標尺來進行政治人物的選擇性淘汰。各政黨不得不打出“陽光施政、清廉施政”的口號，以爭取選民。除國防預算及相關項目外，所有由財政撥款的基礎設施建設及民生項目從立項論證到成果驗收，全程“陽光化”，預算環節公開，決算進行複審，公眾均可推選代表參與評估及審計。其次，中央各部門掌控的行政許可權大批下放至地方自治體並大規模減量，也可視作日本遏製商業腐敗的有效手段。自20世紀末以來，日本數屆內閣迫於壓力在抑製權力尋租方麵作了不間斷的有益探索，如頒布了《政治獻金禁止法》，禁止行業團體向各黨派公開提供資金扶持，對企業、個人購買議員政策演講會、招待會入場券的數量設限，防控政客借此圈財；禁止政客在大選期間走訪選民家庭，防止政客趁機搞密室交易，政客通常隻能靠街頭演講拉票；頒布“政黨助成金法”，政客必要的政務經費改由國家買單並按黨發放，由各黨掌控這些經費，推行不花錢或少花錢的選舉。當年中曾根所搞的國企民營化改革和小泉所搞的“規製緩和”在客觀上都起到了減政放權、遏製權力尋租的效果。得益於這些舉措，日本社會權力尋租的門檻明顯提高，人事層麵的腐敗受到抑製，買官賣官的行為幾乎絕跡，公務員晉升日趨規範化，曾經猖獗一時的“族議員”活動大為收斂，各地方政府的“跑步進京”、遊說政客跑項目現象依舊存在，但頻率和幅度已大不如前。財政預算編製、公共項目決策過程中暗箱操作雖未根絕，但空間已大被擠壓，國會議員們的自律意識明顯增強，每當國會議員的花邊桃色新聞或挪用公款等現象一旦曝光，當事人往往選擇自殺或辭官為應對之策。當下腐敗問題已不再是日本坊間的熱門話題和社會矛盾的焦點，日本政界對行賄受賄的風險成本意識明顯提高，政治家行賄受賄的衝動也明顯收斂，日本社會的商業賄賂已由半公開轉向隱秘，由普遍現象變成個別現象，日本這一當年的腐敗大國如今正漸漸朝著腐敗可控國的方向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