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日本文藝家協會推選上半年度代表作的討論會議裏，彌漫著焦躁的氣氛。桌上擺著初選的上半年度出版品，評委們個個麵色凝重，因為其中某一篇文章掀起了激烈的爭辯，大家都在思索自己待會兒的發言重點。引起這場激烈爭辯的作品，就是當時年僅二十四歲，尚在武藏野大學就讀的村上龍的首部小說《接近無限透明的藍》。持反對意見的評審以文章過長、內容穢暗頹廢敗德等等理由拒絕選入，不過，這篇前一年（七六年）甫獲「群像新人文學獎」的作品依舊在一片爭議聲中，過關斬將獲得入選。
這已經不是該篇作品第一次引發爭論，在「群像新人文學獎」以及第七十五回「芥川獎」的評審會議上，都引發過類似的爭執辯論。接連兩個文學獎的光環，加上內容聳動，大量描寫性派對雜交、吸毒、暴力的場麵，使得村上龍的出道首演，幾乎演變成重大的社會事件……
充滿寂寞的透明感
村上龍，這位一九五二年出生、成長於美軍基地附近的小城鎮、十八歲到二十歲之間過著嬉皮式放蕩生活的年輕人，在往後二十多年之間，以鯊魚般的動能和眼光，來回穿梭於世界各地和日本社會各階層，用近乎速寫的神妙筆法，勾勒眼底的浮生萬象。雖然，他自謙所有作品平均下來，每本都賣不到十萬本，可是《接近無限透明的藍》狂銷四十多萬冊的盛況，小說中所揭露的社會問題所引起的廣泛討論，足以證明村上龍獨到的小說家眼光。二○○○年新小說《希望之國》發表後，日本首相不久即把教育問題列入國會首要討論議題之中。究竟這位在日本和韓國引起熱門話題的作家，有何魅力呢？
國內讀者相當熟悉的村上春樹以及村上龍兩位作家，在日本一九八○年代引起獨特文學現象，締造出「個人精神」覺醒的時代。文藝評論家三浦雅士認為他們一同為「日本文壇」和「近代日本文學」製度，劃上了休止符。自古以來，日本就是非常講究「體製」的民族，上下關係嚴謹，組織綿密。明治維新後，文壇上逐漸發展出各種流派，大多數的文人都會依附作家協會之類的組織或以作品發表的雜誌群聚一堂。兩位村上都不好此道，不參與上述的日本文壇上活動或組織。村上春樹近乎隱居式的生活習慣，拜台灣的春樹熱潮之故，幾乎眾所周知。相比之下，活躍於各種媒體和領域的村上龍，顯得格外活潑外放──從其結果來看，村上龍是以實際的活動力，來與整個內縮的文人製度決裂。在他眼裏，這個每個人都可以當大學生、可以當教授的年代，「讀書人」這個名詞已經失去了意義。他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小說《味噌湯裏》後記中提到「寫小說是一種翻譯工作，文學就是替那些失去語言而不斷喘息掙紮的人們，翻譯出他們的喘息和叫喊聲。」他想要書寫的不是組織螺絲釘的寂寞，而是被放逐到邊緣地帶屬於人的掙紮和麵向。
村上龍初期的作品中，大量描繪性愛、暴力、吸食迷幻藥、排泄等等場景，字裏行間那種冷然態度所泛出的寂寞感，卻往往令人動容。這種寂寞之感，是社會架構空洞的回音。在村上龍筆下，穿透汙穢的表層，直指問題核心。有些人因此責怪他這種善於把惡事美化的本領，會引人走入墮落之途。當《黃玉》娓娓道出都市底層SM女郎藉由回憶來度過現實煎熬的體驗，立刻令無數女孩向往這種經曆滄桑的成熟美感，一下子，東京就多了許多SM俱樂部。寫出《援助交際》這個主題之後，雖然讓這個問題台麵化，卻也有少女堂而皇之地，認為自己是抱著瑰麗幻想的書中主角，自欺欺人地出賣靈肉。也有人指責《希望之國》替所有不上課小孩，找出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走向希望之國
村上龍的成長期和日本一九六○年代經濟起飛期重迭，他見識了都市化社會的蛻變和僵化，也感覺到當中存在著的內在自爆衝突。小說《味噌湯裏》在《讀賣晚報》上連載，刊載到美國的變態殺人狂在新宿歌舞伎町大開殺戒的段落時，警方收到「神戶少年殺人事件」裏被害者的部分屍體，該報立刻受到強大的輿論譴責。而描寫中輟的繭居少年，藉由網絡找到心愛的電視主播網頁，與一群同好藉由網絡交遊，卻也因此走上毀滅殺人之路的《共生蟲》，在日本出版不久，一位同樣繭居的十七歲少年，因為不滿在網絡上被人嘲笑，憤而揮刀劫持公交車，殺傷多人。
……人類本來就是腐敗的。這些腐敗的本性，從古到今一直被各種組織或規律遮蓋掩飾。最具代表的就是家庭和法律，另外理念、藝術、宗教也有份。這些組織或規律沒有發揮真正的作用。並不是這些組織或規律導致少年犯罪，而是這些組織或規律無法遏止少年的犯行。
──《寂寞國的殺人》，頁一四
不論是十四歲的分屍案凶手或是暴力的十七歲繭居網絡少年，都有可能在現實生活中出現。村上龍先於社會大眾的敏銳嗅覺，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寓言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