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皇帝不可能具備控製整個官僚係統的知識。
政府政務活動的公共化，導致政府事務涉及麵極其寬廣，從農業、手工業、水利、建築等生產性部門到軍事、司法、語言文字、風俗文化等非生產性部門無所不包。一個人如果要把這些事務都管好，那麼必須是個全才。用現在的學科分類來說，必須做到對文史哲、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經濟、管理、軍事、法律、教育等學科幾百個專業都至少略知一二。事實是，大多數皇帝都不具備這些專業知識。於是，具備專業知識的官僚就可以利用皇帝的無知欺騙皇帝。比如修建一項工程，由於皇帝沒有這方麵的專業知識，工部的官僚就可以通過誇大工程難度、虛報所用的材料等方法從皇帝手中騙錢。
總而言之，皇帝個人根本無法控製這個龐大而又在信息、專業知識等方麵占據絕對優勢的官僚體係。
綜上所述，中華帝國宿命的根源在於，一方麵公共化的行政權力被皇帝的私人所有所限製，不但不能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且也抑製其他人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國經濟社會隻能在溫飽水平徘徊；另一方麵皇帝個人又無法控製公共化的行政權力，因此就不得不一個接一個地走入興亡交替的循環。
現在，共和了，皇帝沒有了。這個宿命就此打破了嗎？事情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五、未來在你我手中
關於如何打破帝國的宿命，一個有名的故事是這樣的。1945年7月，毛澤東同誌與黃炎培曾作過一段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如何跳出曆代統治者從艱苦創業到腐敗滅亡的周期率的談話。
黃炎培先生說：“我出生六十多年，耳聞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於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同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然環境漸漸好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人民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更多的人則強調選舉、憲政的重要性。比如易中天先生指出：“一個現代國家，必須是共和、民主、憲政三位一體的。民主解決授權問題，共和解決執政問題，憲政則解決權限問題。”而劉軍寧先生認為：“現代中國政治的缺失是巨大而嚴重的，即缺少民主、共和與保障這兩者的憲政。”在他們那裏，共和即天下為公，“國家權力是公有物，國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而民主則是“授權”，是“一部分人相對另一部分人的權力”，“因此，統治者必須是從被統治者中自由選舉產生。”
其實這些前輩說得都對。然而，問題並不那麼簡單。在分析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時，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指明問題的關鍵在於生產資料的私有製。於是解決的辦法很明確，就是公有化。可是，問題在於，如何保證“公有”而非“大家都沒有”？直到如今，仍然沒有真正找到解決之道。
打破帝國的宿命不僅在於消滅那個私有的政權所有者，使國家權力歸全民所有，而且在於合理地控製公共化的行政權力並使之成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力量。
僅僅打倒了皇帝、廢除了帝製，或者建立了民主選舉製度和憲政是遠遠不夠的。雖然選舉出來的領導人可能比世襲者更有能力，憲政可以將行政權力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但這並不足以控製住龐大的政府官僚集團，並保證他們用手中的行政權力為公共利益服務。
不要以為一個民選的行政首長就可以保證政府行政為公共利益服務。今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政務官也常感歎自己無法控製常任的行政官僚。美國總統杜魯門在離任時對其繼任者艾森豪威爾說過這樣的話：“幹這個，幹那個，其實什麼也幹不成！可憐的艾克，這兒可絕不是軍隊。你很快會十分泄氣的。”
美國著名行政學家弗雷德裏克森就指出：“一旦民選的行政首長走馬上任，他們就會發現自己的公共行政指揮權十分有限。”“各個行政機構卻常常是專業化的，機關所配備的人員也有其狹隘的利益，並且通常對變革持抵製的態度。機構和部門的利益往往為立法機構、利益集團所鉗製，因此，在有些時候，它們往往不理睬行政首長的命令。”同時，政府的腐敗、低效和無能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