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黨的十八大至今，“改革”已經首次超越“增長”，成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部署工作的首要側重點。深化改革，找準了突破口，就會事半功倍。而這個改革突破口，就是轉變政府職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與社會的關係。自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多次重要會議上不斷向外界傳遞改革決心：從“改革是最大紅利”到“城鎮化是擴大內需最大的潛力”；從改變會風、提倡官員脫稿發言到“把食品安全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衡量標尺”；從“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到“抓住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2013年11月召開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成為35年來首個對全麵深化改革進行總體部署的綱領性文件，揭開了中國新改革周期的序幕，也為中國“新改革經濟學”正式奠基。
三中全會，指當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三次全體會議。由於曆史的原因，這一會議越來越成為“改革”的代名詞，成為研究中國改革問題的一個理論基點。尤其是1978年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總結“文革”錯誤，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並將全黨工作重心轉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以後，“三中全會”作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標誌性符號，開始具有了超越會議本身的意義。
三中全會，指當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三次全體會議。
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這一會議極為重要。尤其是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總結“文革”錯誤，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並將全黨工作重心轉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以後，中國的增長周期真正開始。此後，經濟與改革成為這一會議的主題。諸多重大改革，都出自這個通常在秋天召開的會議。每逢中央領導“交班”之後的那次三中全會，往往成為推動改革的關鍵節點。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這次全會上，新一屆領導集體首次向外界全麵闡釋其施政理念和改革路線圖，提出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係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製度體係，使各方麵製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回顧曆史，曆次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的總體方案，引領中國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掀起新的改革開放大潮，成為中國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就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一個個重要裏程碑。“三中全會現象”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現象，成為世界輿論普遍關注的焦點。
三中全會：最具中國特色的“政治現象”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建黨，迄今為止共召開過12次三中全會。
新中國成立前僅有的一次，1930年在上海召開。這次全會，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全黨的統治。
其餘11次會議均在新中國成立後召開，1950年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召開。5年召開一次的規律，開始於1993年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此之前，兩次三中全會之間最長相隔有20年。如此長的間隔，和九屆三中全會因恰逢“文革”而未召開有關。而最短的一次僅間隔了1年：在1977年7月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複出，這是他三落三起人生傳奇的第三次升起，也是中國逐漸從毛澤東時代過渡到鄧小平時代的開端。這次以安排人事和揭批“四人幫”為主題的三中全會召開後僅一年，著名的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曆次三中全會總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新中國成立後召開的曆次三中全會，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召開的三次：七屆、八屆、十屆三中全會。第二個階段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濟和改革成為主要話題。以十四屆三中全會為界，這個階段分為改革的初始階段和全麵推進階段。而從1993年的第十四屆開始，三中全會無論從主題、周期到方案起草等，都呈現出較為一致的規範性。
第一個階段：“綱領”性地位尚未凸顯
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召開的三次：七屆、八屆、十屆三中全會。此時並未形成鮮明的“經濟”、“改革”主題，而多為當時時代背景以及黨的工作相關的綜合性會議，“綱領”性地位也並不凸顯。
例如，新中國成立後首個三中全會的議題就比較綜合。毛澤東做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麵報告和《不要四麵出擊》的重要講話。劉少奇做《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周恩來做《關於外交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等。
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整風成為一個重要議題。在鄧小平所做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對大字報的作用進行了非常正麵的評價。
粉碎“四人幫”9個月後即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更是一場揭批“四人幫”，結束“文革”，確立新的領導集體的“政治性”會議。
第二個階段：經濟和改革成為主要話題
第二個階段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濟和改革成為主要話題。這往往被稱為“新時期”的三中全會，目前可見的文獻研究和回憶錄也集中在這個階段。
1978年到1988年10年間召開的三次，貫穿著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熱情。
被中共黨史認定為具有決定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
十一屆三中全會被推上新時期曆史的高點，似乎帶有某種偶然。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朱佳木在《我所知道的三中全會》一文中回憶稱，原來工作會議的議題和三中全會要解決的問題確實不是後來全會公報所說的那些內容。轉折發生有一定的偶然性。
6年後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則將改革從農村推進到城市，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是鄧小平進行全麵改革的初次嚐試。在會議召開前的6月，他就已經指出，在農村改革見效後，“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改革不僅包括工業、商業，還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業”。
其時正值改革熱火推進中，鄧小平在當年的國慶閱兵中看到了“小平你好”的標語。
到1988年召開十三屆三中全會時，雖然距離上一次三中全會僅有4年，但改革的內外部環境和社會輿論已然發生了變化。
隨著改革在城市中推進，官倒、腐敗和價格的上漲，使社會矛盾加劇。1988年的宏觀經濟狀況不容樂觀，通貨膨脹已經相當嚴重。當年的“1號文件”一改曆年以農業問題為主題的慣例，專講宏觀經濟問題。當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在此後5年中實現價格和工資改革“闖關”。到下半年，城市普遍出現商品搶購風潮，倒買倒賣激化調撥物資和外彙額度等尋租活動蔓延，群眾不滿，經濟問題轉化為社會問題。到8月份，剛剛開始的價格闖關失敗。最終在1988年演化成搶購風波。
十三屆三中全會，即在此種背景下召開。會議結束後發布的公告稱，“明後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價格改革的步子較小”“那些對治理通貨膨脹有重大作用的改革要抓緊推進”。
整個20世紀80年代召開的三中全會，處處顯露著改革初級階段的激情和粗糙，各環節都處於激烈的矛盾和爭論中，並未呈現出“統一”的規律性。
第三個階段：主題集中呈現規律性
以十四屆三中全會為界，這個階段分為改革的初始階段和全麵推進階段。
而從1993年的第十四屆開始，三中全會無論從主題、周期到方案起草等，都呈現出較為一致的規範性。“相對來講研究的內容和主題是相對集中一些，以經濟和經濟改革為主。”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羅平漢認為。
這個階段的三中全會，每到“交班”年，均會推出一個事關改革全局的綱領性文件；而兩屆領導班子之間的會議，均選擇了與農業相關的主題。
曆屆三中全會之間的相互聯係
縱觀中共黨史，曆屆黨代會之後的三中全會往往提出對中國改革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決策。全麵審視1978年以來曆屆三中全會的理論突破、所解決的重點問題以及此後麵臨的新問題，對於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獲取人民對改革的擁護和支持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1978年以來的曆屆三中全會，總結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曆史背景、發展過程和寶貴經驗。此後的三中全會突破了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意識形態束縛，在內容、過程和邏輯、指導思想上體現出繼承性和超越性。
第一，從時代背景來看，三中全會都肩負著順應時代主題的使命
從撥亂反正到經濟體製改革再到治理整頓，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到建設新農村再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中國經濟改革一波兩折，在摸著石頭過河中勇於試錯。思想解放、理論創新、體製變革的曆屆三中全會逐步確立了市場取向的改革目標，將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緊密聯係起來，順應了時代主題。
第二，從具體內容上看，三中全會所解決的問題具有承前啟後性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通過曆屆三中全會而製度化，國有企業改革通過“撥改貸、利改稅、承包製、優化組合、租賃、拍賣、委托管理、股份製、企業集團、資產重組、現代企業製度、界定產權”等方式不斷得以深化。經濟改革多方麵、多維度的綜合性改革，所解決的問題也愈發全麵、深刻和複雜。
第三，從過程和邏輯上看，三中全會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
從“產品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平均主義逐漸走出了人們的視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曆屆三中全會的政策口號，從根本上否定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使中國在30年間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被譽為“中國奇跡”。
第四，從指導思想上來看，曆屆三中全會一脈相承並不斷超越
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提出“發展是硬道理”。此後，曆屆三中全會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一直沒有大的變化。十六屆三中全會在堅持這一指導思想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出“統籌兼顧”理論和“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的新的科學發展觀，是在思想、理論、目標和行為方式上對之前三中全會的繼承和超越。
第五，從執政理念上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逐步確立
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從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建設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建設，可以發現，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從本質和源頭上導向全麵小康為目標、以“美好生活”為坐標、以民生為本源，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新道路。
三中全會的曆史價值與重要意義
從十一大之後，黨的代表大會逐漸實現了常規化、製度化：每5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在兩次代表大會中間，一般召開七次中央全會。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介紹，其中有三次中央全會（一、二、七）重點研究人事，（一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通過書記處成員；決定中央軍委人員；批準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書記、副書記和常務委員人選。二中全會的主要任務是推薦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另外四次中央全會則重點研究經濟、社會和黨建等方麵具體問題。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很多重大政策都在三中全會出台，體現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綱領。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副局長薛慶超教授從四個維度剖析了中國特色的“三中全會現象”。
第一，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發端與推進器
在中國的政治語彙中，“三中全會”幾乎是改革開放的代名詞。35年前，粉碎“四人幫”後，中國麵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抉擇。曆史的關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響亮的回答：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一講話實際上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政治宣言。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麵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堅決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做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曆史性決策，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係統論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完整概括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製定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確定改革開放的全麵部署；開辟了把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以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新道路。
20世紀90年代初，麵對世界形勢新變化、新挑戰，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他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要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評判各方麵工作的是非標準。南方談話與之後十四屆三中全會探討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行動綱領，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船駛入新階段，展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蓬勃旺盛的生機與活力。
從改革開放的發端到推進器，這是三中全會一直擔負的重要使命。三十多年來，黨始終以改革開放為強大動力，在新中國成立後取得的成就基礎上，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新的偉大成就。通過銳意推進各方麵體製改革，成功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曆史轉變。在不斷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同時，不斷深化政治體製、文化體製、社會體製以及其他方麵的體製改革，不斷形成和發展符合當代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新的體製機製，為經濟繁榮發展、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有力的製度保障。
事實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每一次三中全會，都使中國改革開放邁上一個新的台階，都催生中國出現新的一輪改革開放大潮。
第二，三中全會是解放生產力的思想指導與政治保證
其中，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和難點，中國農村的建設也從曆屆三中全會所釋放的新理念中汲取營養和動力，麵貌煥然一新。
改革開放以前，曾經普遍認為蘇聯的集體農莊體製、中國的人民公社體製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的表現形式，必須堅持，而包產到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必須堅決反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蓬勃興起，猶如星火燎原，勢不可擋。1982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全國農村建立的包產到戶等各種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製，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隨後，農村改革全麵開展，勢如破竹。1983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聯產承包製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中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從1982年到1986年，中央每年年初發布一份指導全國農村改革的重要文件，統稱“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有力地指導了農村改革的深入發展。改革開放使農民掌握了對土地的自主權。在農民承包的土地上，想種什麼就種什麼，想什麼時候幹活就什麼時候幹活，想怎樣幹活就怎樣幹活。思想上空前解放，行動上空前自由，生產力獲得空前解放，糧食產量獲得空前提高。改革開放解放了農民的思想。從單一種植糧食發展到種植各種經濟作物，真正做到了以糧為綱，全麵發展；從單一農業經濟發展到多種經濟，中國農村的各種“綠色食品”和“綠色產品”，已經打出國門，走向世界。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鬥目標。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農業稅，受到廣大農民衷心擁護，調動了農民生產經營積極性，極大地推動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黨的十七大強調，要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係統回顧總結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曆程和經驗，對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做出部署，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證。
第三，三中全會是中央“頂層設計”的規劃部與展示平台
三中全會引領中國改革開放浪潮的背後，源於其擔當設計改革開放的重要使命。改革開放需要“頂層設計”，每次三中全會擬定的改革開放藍圖都是新的“頂層設計”。
改革經濟體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製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係列相互聯係的環節和方麵。這種改革，是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的進行，隻應該促進而絕不能損害社會的安定、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國家財力的增強。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就是要使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湧現出來，不斷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在進行改革過程中，應該緊緊把握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觀點，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檢驗一切改革得失成敗的最主要標準。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是指導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