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一百年來中國哲學界最偉大的曆史事件和現實存在。目前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通過兩條路徑實現的：一是政治的實踐，二是理論的研究。前者以實踐性探索為主，政治領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和理論創造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確立具有決定性意義。後者以學理性研究為主，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這是兩條相互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運用、研究與創新之路。
但長期以來，人們更多地關注政治實踐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確立的內在聯係，學理性研究的價值往往被遮蔽在宏大的曆史背景和意識形態話語之下。近幾年來，我們經常在一個問題域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中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進展。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核心問題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為什麼是必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為什麼是可能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致思方向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方法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當代走向和理論前景是什麼？回顧曆史，學理性研究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中生長、發展起來的。當我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實際上，都要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進行，即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曆史經驗的總結和未來價值目標的指向。
曆史總能為我們提供解決問題的良方。當我們進入到學理研究與政治實踐的曆史視野中，不難發現“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如何去”是他們共同的探討方向。正是以此為核心，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中，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毛澤東、鄧小平等為我們留下了他們對這些問題的厚重理解與實踐。其中李達以其學術生涯的獨特、學術使命的執著、學術成果的豐碩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進程中揮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筆。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麵：
第一，他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李達正在日本留學。他非常關注國內形勢，積極撰文投寄國內刊物發表，宣傳馬克思主義新世界觀和科學社會主義，並翻譯出版多部著作，係統地向國內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在“五四”時期的三次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論戰中，李達除因第一次在國外未能參加外，其他兩次都起了論戰主將的作用。他通過批駁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錯誤觀點，普及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黨的創建作了理論上和思想上的準備。在建黨時期，他擔任《新青年》的編輯並為其撰稿，擔任黨刊《共產黨》的主編，宣傳列寧建黨學說，介紹俄共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建黨經驗，探討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擔任中央宣傳主任後，他全力以赴地擔負起全黨的理論宣傳工作，主持創辦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克服重重困難在一年內出版了15種馬恩列著作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書籍。這些論著幾乎都是第一次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新譯本，成為當時許多共產主義者的啟蒙讀本。《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家郭湛波撰寫的中國第一部近現代思想史論著。在再版序言中，他披露了自己未采納胡適“郭沫若、李達等毋須單寫”的建議，而不僅單列寫之，並且在三處提到李達，對李達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研究馬克思及辯證唯物論的要以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為最早，最有貢獻；至於今日，一死，一囚；所以隻有李達了。在近日介紹成績最佳，影響最大，當然是李氏。譯有德人塔爾海瑪《現代世界觀》（昆侖）、西洛科夫等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筆耕）、日人河上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昆侖）、盧波爾之《社會科學這根本問題》（昆侖）等。總之，中國近五十年思想最大之貢獻，即在西洋思想之介紹；……及近日李達之介紹辯證唯物論及俄國列寧、布哈林、樸列哈諾夫等的思想。”【1】在此郭湛波先生用了四個“最”字概括李達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影響力，即“研究最早”、“最有貢獻”、“成績最佳”、“影響最大”，客觀地評價了李達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貢獻。
第二，他是戰鬥的理論家。李達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但又不是書齋裏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具有強烈的革命意識，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參加了中國留日學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積極響應和支持“五四”運動，撰寫了《陳獨秀與新思想》寄回國內發表，表示要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舊製度，建設新國家；堅持理論為實踐服務，把《社會學大綱》獻給“英勇的抗日戰士”，為戰士提供思想武器。他致力於做“馬克思那樣的理論家”，主張理論聯係實際，治學要麵向現實的社會生活，解決生活所提出的問題；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武器，批判舊中國不合理的生存狀態。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蘊涵著革命的理念，以“中國向何處去”為價值指向，論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李達學術理論的戰鬥性是為人們所公認的。在白色恐怖中，他堅拒威逼利誘，以堅韌的意誌堅守馬克思主義學術陣營，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著譯、出版和教學工作。1928年冬，他與友人一起創辦昆侖書店，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並在我國首次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政治經濟學批評》（即《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修訂本和《反杜林論》（上冊）。1932年，李達又創辦了筆耕堂書店，繼續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同情者和革命者提供精神食糧。1939年在重慶時，他就被稱為“一位戰鬥的唯物論的老健將”【2】。20世紀50年代末，毛澤東在武漢與李達交談時，對李達這種理論特征表示了讚賞：“你從‘五四’時期，直到全國解放，都是理論界的‘黑旋風’，胡適、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這些‘大人物’，都挨過你的‘板斧’。你在理論界跟魯迅一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