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定居民族與遊牧民族在生活上有一絕大之分野，即土著利於防守，而遊牧則利於抄掠也。利於防守者必營混合經濟，家庭之中夫婦終年胼胝以維持其一家之生活，其子女習見其父母之鞠育劬勞，因而有敬老孝養報本之思，因而有三年喪、女子貞及夫死不再嫁之風。利於抄掠者，其單純經濟之所得，往往不足以給食，因而養成其殺伐之天性，遂至賤老貴壯，而婦女轉徙草原之中，如夫死無人維護，則必為人抄掠而去，故父死妻後母、兄死妻嫂，其為適應此種環境，亦可推知也。
十九、殷周之世北狄屢與中國通婚，其生活習慣如穴居、乘高輪車、夫死不再嫁、人知孝義、婚嫁初從婦居、生子長大而後返舍，凡此諸俗，皆與中國相同。
二十、殷商開祖之傳說，頗與高車相似，而其射天之俗，亦與殷商相同。
綜此諸端言之，殷墟之青銅器與兩輪大車，由北狄自西方輸入，已不為無據也。整理後記
整理後記
《古文字學講義》是徐中舒先生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為四川大學曆史係高年級同學編寫的選修課講義，由當時在川大進修的繆文遠先生協助完成，為一手寫稿(草稿)。該講義不知何故未能使用(可能與當時高教係統的“拔白旗”運動有關。據繆文遠先生回憶，當時川大曆史係共準備了40門新課，後來都未能開出)，一直擱置於先生家中。“文革”十年動蕩，先生輾轉搬遷於校內外，該手稿始終收藏在先生身邊。1991年先生仙去，其藏書、手稿等遺物因種種原故未能得到及時的整理和妥善的保存，至1997年川大同意接受先生將其畢生所收藏的書籍贈與川大圖書館的遺願，並組織力量對先生所藏書進行清理造冊時才發現，先生舊居不知何時已數度為梁上君子光顧，所遺失的書籍、手稿因先前未清理而不知其數。1998年夏，經近一年的清理造冊，先生的藏書大致登記造冊完畢，送川大圖書館收藏，而所餘手稿類遺物則由我進行整理。1999年蒙友人告知，在成都西郊杜甫草堂旁的文物市場(原花鳥市場)一店鋪內發現了數十本先生的手稿原件，乃多次前往詢訪，見店前招貼赫然寫著“徐中舒手稿：古文字學講義”數個大字。在當時我所見到的先生手稿中尚未有如此完整且裝訂成冊者，遂與店主討價還價，終於使這一批手稿得完璧歸趙(近年來經朋友介紹，我已在數位文物收藏愛好者處見到他們在成都古玩市場購買的先生手稿及書籍。許多朋友不解，以為是先生家屬隨意處置先生遺物，卻不知先生身後之物遭此厄運。在此也向告知我信息的朋友及收藏先生遺物的朋友們表示我的謝意，承他們的厚誼，我又得到了若幹先生手稿的複印件)。先生研習古文字始於上一世紀20年代初。據先生回憶，“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我在上海。上海出版的新書，我總是先睹為快。……一方麵我開始研讀清代漢字家的著述，段玉裁、王念孫、孫詒讓所著的有關文字訓詁的書，一方麵我開始學習甲骨鍾鼎，讀羅振玉、王國維所著的甲骨書籍”。1925年，先生考入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師從王國維，古文字學更有了係統的訓練，同時受王國維氏“古史二重證”影響甚巨。先生晚年自述：“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年的學習中，我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從王國維先生學習古文字，抄寫甲骨文、金文，並采用王國維先生提出的‘古史二重證法’，將古文字材料與古代的文獻典籍相互印證，互相補充，運用於中國古代史的探索之中。”在研究院一年所寫兩篇論文，均是用古文字結合史料考訂中國古史的成果。其中一篇《蒲姑、徐夷、淮夷、群舒考》指導教師為梁啟超，其批語為：“從音訓及金文款識以貫串傳注，精思獨辟，有左右逢源之樂。”抗戰爆發，先生攜家入川，執教於四川大學曆史係50餘年，教學科研始終未嚐離開古史與古文字學領域。就是在“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困境中，先生仍不忘自己所執著一生的學術追求，不顧老病纏身，在1971年擬訂的一份“工作計劃”中，先生希望能將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和結束”，“總想把這些經曆和意見及時交給年青的一代去完成這些工作”，而列為第一項的即是“古文字學”。該計劃交出後即因受到嚴厲批判而無法實行，但先生卻從未放棄。1978年撥亂反正之初，先生招收的“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就是古文字學方向的，且一招就是五名，並同時為中國社科院代培兩人。以80高齡，在助手協助下，率七名研究生開始了《甲骨文字典》的編寫工作，可見先生於古文字學之感情。
先生研究古文字，反對“就字論字，旁征博引，冥搜孤討，臆想居多”，他認為“古人造字，決不是孤立的一個一個的造，也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閉門創造。字與字之間，有相互的聯係，每個字的形音義，都有它自己的發展曆史。因此考釋古文字，一個字講清楚了，還要聯係一係列相關的字，考察其相互關係。同時還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產、生活情況，根據考古資料、民俗學、社會學及曆史記載的原始民族的情況，和現在一些文化落後的民族的生活情況，來探索古代文字發生時期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根據這些東西，探索每個字的字源和語源。這樣考釋古文字，才有根據，也才比較正確，而不是憑空懸想、望文生義”。也就是說，研究古文字，要把古文字放在它發生和發展的曆史時代去認識和研究，要有曆史的眼光。反之，對於古文字來說，這又是研究古史最好的史料，古文字的形音義，正好表現了古人對他們所處的時代及客觀外界的認識。我們可以通過對古文字字形字義的研究，來探討古人的思想、觀念及當時的曆史環境。先生的《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井田製度探原》、《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貢獻——論殷墟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諸文，均是以古文字的形音義作為史料結合文獻和考古發現進行曆史研究的範文。以史考字，以字證史，這是先生研究古文字學的一大特色，確如梁啟超當年所說，這一研究方法使先生終身得享在古文字學與古史研究間左右逢源之樂。